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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午后,他们辞行,没走多远,背后追来满脸通红的老妪。
她孩子一样嗫嚅半晌,一句话方问出口: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
这个一生无缘踏出茫茫荒野的老人,鼓起全部的勇气发问。
她替已然年迈的自己问,替曾经年轻的自己问。
紧张的,疑惑的,胆怯的,仿佛问了一句多么大逆不道的话。
三五个汉子立在毒辣的日头底下,沉默不语,涕泪横流。
老人慌了,摆着手说:不哭不哭,好孩子……我不问了,不问了。
你我都明白,这从来就不是个公平的世界。
人们起点不同,路径不同,乃至遭遇不同,命运不同。
有人认命,有人顺命,有人抗命,有人玩命,希望和失望交错而生,倏尔一生。
是啊,不是所有的忍耐都会苦尽甘来,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换来成功。
他人随随便便就能获得的,于你而言或许只是个梦。
可是,谁说你无权做梦?
很多年前,我有几个音乐人朋友曾背着吉他、手鼓、冬不拉,一路唱游,深入西北腹地采风,路遇一老妪,歌喉吓人地漂亮。
做个不恰当的比喻:秒杀后来的各种中国好声音。
他们贪恋天籁,在土砖房子里借宿一晚,老妪烧土豆给他们吃,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连电灯也没有,大家围着柴火一首接一首地欢歌。老妪寡言,除了烧土豆就是唱歌给他们听,间隙,抚摸着他们的乐器不语,手是抖的。
老人独居,荒野上唱了一辈子的歌,第一次拥有这么多的听众,一整个晚上,激动得无所适从。
次日午后,他们辞行,没走多远,背后追来满脸通红的老妪。
她孩子一样嗫嚅半晌,一句话方问出口: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
这个一生无缘踏出茫茫荒野的老人,鼓起全部的勇气发问。
她替已然年迈的自己问,替曾经年轻的自己问。
紧张的,疑惑的,胆怯的,仿佛问了一句多么大逆不道的话。
三五个汉子立在毒辣的日头底下,沉默不语,涕泪横流。
老人慌了,摆着手说:不哭不哭,好孩子……我不问了,不问了。
走出很远,几次回头,老妪树一样立在原地,越来越小的一个黑点,倏尔不见。
他们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我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许多歌手朋友听。
我问他们同一个问题:若当时在场的是你,你会如何去回答老人的那个问题。
“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
一百个人有一百种回答。
个中有些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过个唱、拥有百万歌迷,有些登上过音乐节主舞台、办过全国巡演,有些驻唱在夜场酒吧,有些打拼在小乐队中,还有一些卖唱在地下通道里。
我最后一次问这个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最特殊。
(一)
临沧,滇西南的小城,位于北回归线上,此地亚热带气候,盛产茶叶、橡胶、甘蔗。
最后一个回答我那个问题的兄弟出生在那里。
他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给他取名时并未引经据典,只是随口起了一个最常见的名字:
阿明。
短暂的童年里,阿明是个不怎么被父母疼爱的小孩儿。
没办法,世道艰辛,家境困难到对阿明无力抚养,一岁时他刚断奶,便被寄养到了外婆家。
外公外婆对阿明疼爱有加,某种意义上,几乎代替了爸爸妈妈。
阿明在外婆家长到七岁,才回到自家村寨上小学。
刚念了一个学期的书,家破了。
父亲嗜赌成性,输光了微薄的家产,母亲以死相挟,父亲死不悔改,家就这么散了。
阿明只上了半年小学便辍学了,他甚至没来得及背熟拼音字母表,便被母亲再次送回了外婆家。
外公外婆已年迈,多恙,繁重的体力活儿干不了,仰仗着两个舅舅在田间地头操持,一家人勉强谋一个温饱。屋漏偏遭连夜雨,两个无知的舅舅穷极生胆铤而走险,犯了抢劫罪,锒铛入狱。
照料外公外婆的义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阿明身上,他当时刚刚高过桌子。
家里最重要的财产是一头牛、一头猪和十来只鸡鸭。
每天早上七八点钟阿明起床,早饭后他会把牛赶到很远的山坡上去放,牛在山坡上四处觅草吃的时候,阿明钻到潮湿的山坳里寻找喂猪的野草。
家里养的鸡鸭不能吃,蛋也不能吃,要用来换油盐钱,阿明心疼外公外婆没肉吃,常常在打完猪草后跑到梯田里套水鸟。
套水鸟不麻烦,将马尾拴在木棍上制成一个小陷阱,放在水鸟经常出没的地方,待君入套即可。麻烦的是设置机关和寻找水鸟经常出没的路线,这常会耗去大半天的时间,阿明往往直到天黑后才返家,常被外婆责骂,骂完了,外婆抱着他,一动不动的。
水鸟肉少,煺毛开膛后,能吃的不过是两根翅膀两只鸟腿,筷子夹来夹去,从外公外婆的碗里夹到阿明的碗里,又被夹回去。
昏黄的灯光下,三口人推来让去,不怎么说话。
家境很多年里都没有得到改善,阿明也再没回到学校,放牛、喂猪、打水鸟,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他一年一年长高,憨憨的,懵懵懂懂的。
山谷寂静,虫鸣鸟鸣,阿明没有玩伴,早早学会了自己和自己说话。
他自己给自己唱歌听。瞎哼哼,很多民间小调无师自通,越唱越大声。
野地无人,牛静静地吃草,是唯一的听众,阿明七唱八唱,唱出了一副好嗓子。
15岁时,阿明基本有了一米七的身高,他和外公外婆去帮寨子里一户农家插秧。傍晚收工时,第一次拿到了五元的工钱,旁人发给他的是成年人的工钱,不再把他当个孩子了。
他高兴之余,猛然意识到:终于长大了。
意识到这一点的还有赌鬼父亲,他来探望阿明,嘴里喊“儿子”,眼里看的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劳动力。一番软磨硬泡后,阿明从外公外婆家被拽回了父亲的家。
他身量虽高,心智却小,进门后看着凋敝的四壁,破旧不堪的家具,心中一片迷茫,不知是该悲还是该喜。趴在地上写作业的弟弟抬起头来,陌生的兄弟俩盯着对方,沉默无语。
弟弟走过来,手伸进他衣服口袋里掏吃的东西,阿明傻站着,任凭他掏。
傍晚,一个灰头土脸的青年走进家里,是刚刚从工地下班回来的哥哥。
哥哥不用正眼看他,喊了一声他的名字,就再没什么话了,阿明使劲回忆,他吓了一跳,哥哥的名字为何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和外公外婆家不同,没人往他碗里夹菜,筷子伸得稍慢一点儿,菜盘子就见了底。阿明想到自己离开后外公外婆再没水鸟肉吃,心里狠狠被揉搓了一下。
席间,父亲一直和哥哥探讨着阿明工作的问题,他们不避讳,也不在乎阿明是否有选择的权利,理念朴素得很:你是这家的人,你既已长大,挣钱养家就是天经地义。
几天后,父亲和哥哥开始带着阿明到建筑工地干零活儿。搬砖筛沙不需要什么技术,只需要体力,阿明小,还没学会如何偷工省力,他肯下力气,工资从一天5元涨到了15元,一干就是半年,手上一层茧。
2000年元旦的夜里,建筑工地赶工,加班加点,阿明站在脚手架间迎来了新千年。
哥哥和一群工友走过来,把嘴上叼着的烟摘下来递给他,说:过节了,新世纪了呢……
阿明只上过半年小学,并不明白什么叫作新世纪。
远处有礼花,有炸开的鞭炮在一明一暗,建筑工地上噪音大,远处的声音听不见。阿明忽然兴奋了起来,他说:过节了,我给你们唱个歌吧。
工友们奇怪地看着他,没人搭腔,哥哥哂笑了一下,越过他,走开了。
阿明看着他们的背影,张嘴唱了一句,水泥车轰隆隆地响,迅速把他的声音吞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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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午后,他们辞行,没走多远,背后追来满脸通红的老妪。
她孩子一样嗫嚅半晌,一句话方问出口: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
这个一生无缘踏出茫茫荒野的老人,鼓起全部的勇气发问。
她替已然年迈的自己问,替曾经年轻的自己问。
紧张的,疑惑的,胆怯的,仿佛问了一句多么大逆不道的话。
三五个汉子立在毒辣的日头底下,沉默不语,涕泪横流。
老人慌了,摆着手说:不哭不哭,好孩子……我不问了,不问了。
你我都明白,这从来就不是个公平的世界。
人们起点不同,路径不同,乃至遭遇不同,命运不同。
有人认命,有人顺命,有人抗命,有人玩命,希望和失望交错而生,倏尔一生。
是啊,不是所有的忍耐都会苦尽甘来,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换来成功。
他人随随便便就能获得的,于你而言或许只是个梦。
可是,谁说你无权做梦?
很多年前,我有几个音乐人朋友曾背着吉他、手鼓、冬不拉,一路唱游,深入西北腹地采风,路遇一老妪,歌喉吓人地漂亮。
做个不恰当的比喻:秒杀后来的各种中国好声音。
他们贪恋天籁,在土砖房子里借宿一晚,老妪烧土豆给他们吃,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连电灯也没有,大家围着柴火一首接一首地欢歌。老妪寡言,除了烧土豆就是唱歌给他们听,间隙,抚摸着他们的乐器不语,手是抖的。
老人独居,荒野上唱了一辈子的歌,第一次拥有这么多的听众,一整个晚上,激动得无所适从。
次日午后,他们辞行,没走多远,背后追来满脸通红的老妪。
她孩子一样嗫嚅半晌,一句话方问出口: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
这个一生无缘踏出茫茫荒野的老人,鼓起全部的勇气发问。
她替已然年迈的自己问,替曾经年轻的自己问。
紧张的,疑惑的,胆怯的,仿佛问了一句多么大逆不道的话。
三五个汉子立在毒辣的日头底下,沉默不语,涕泪横流。
老人慌了,摆着手说:不哭不哭,好孩子……我不问了,不问了。
走出很远,几次回头,老妪树一样立在原地,越来越小的一个黑点,倏尔不见。
他们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我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许多歌手朋友听。
我问他们同一个问题:若当时在场的是你,你会如何去回答老人的那个问题。
“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
一百个人有一百种回答。
个中有些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过个唱、拥有百万歌迷,有些登上过音乐节主舞台、办过全国巡演,有些驻唱在夜场酒吧,有些打拼在小乐队中,还有一些卖唱在地下通道里。
我最后一次问这个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最特殊。
(一)
临沧,滇西南的小城,位于北回归线上,此地亚热带气候,盛产茶叶、橡胶、甘蔗。
最后一个回答我那个问题的兄弟出生在那里。
他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给他取名时并未引经据典,只是随口起了一个最常见的名字:
阿明。
短暂的童年里,阿明是个不怎么被父母疼爱的小孩儿。
没办法,世道艰辛,家境困难到对阿明无力抚养,一岁时他刚断奶,便被寄养到了外婆家。
外公外婆对阿明疼爱有加,某种意义上,几乎代替了爸爸妈妈。
阿明在外婆家长到七岁,才回到自家村寨上小学。
刚念了一个学期的书,家破了。
父亲嗜赌成性,输光了微薄的家产,母亲以死相挟,父亲死不悔改,家就这么散了。
阿明只上了半年小学便辍学了,他甚至没来得及背熟拼音字母表,便被母亲再次送回了外婆家。
外公外婆已年迈,多恙,繁重的体力活儿干不了,仰仗着两个舅舅在田间地头操持,一家人勉强谋一个温饱。屋漏偏遭连夜雨,两个无知的舅舅穷极生胆铤而走险,犯了抢劫罪,锒铛入狱。
照料外公外婆的义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阿明身上,他当时刚刚高过桌子。
家里最重要的财产是一头牛、一头猪和十来只鸡鸭。
每天早上七八点钟阿明起床,早饭后他会把牛赶到很远的山坡上去放,牛在山坡上四处觅草吃的时候,阿明钻到潮湿的山坳里寻找喂猪的野草。
家里养的鸡鸭不能吃,蛋也不能吃,要用来换油盐钱,阿明心疼外公外婆没肉吃,常常在打完猪草后跑到梯田里套水鸟。
套水鸟不麻烦,将马尾拴在木棍上制成一个小陷阱,放在水鸟经常出没的地方,待君入套即可。麻烦的是设置机关和寻找水鸟经常出没的路线,这常会耗去大半天的时间,阿明往往直到天黑后才返家,常被外婆责骂,骂完了,外婆抱着他,一动不动的。
水鸟肉少,煺毛开膛后,能吃的不过是两根翅膀两只鸟腿,筷子夹来夹去,从外公外婆的碗里夹到阿明的碗里,又被夹回去。
昏黄的灯光下,三口人推来让去,不怎么说话。
家境很多年里都没有得到改善,阿明也再没回到学校,放牛、喂猪、打水鸟,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他一年一年长高,憨憨的,懵懵懂懂的。
山谷寂静,虫鸣鸟鸣,阿明没有玩伴,早早学会了自己和自己说话。
他自己给自己唱歌听。瞎哼哼,很多民间小调无师自通,越唱越大声。
野地无人,牛静静地吃草,是唯一的听众,阿明七唱八唱,唱出了一副好嗓子。
15岁时,阿明基本有了一米七的身高,他和外公外婆去帮寨子里一户农家插秧。傍晚收工时,第一次拿到了五元的工钱,旁人发给他的是成年人的工钱,不再把他当个孩子了。
他高兴之余,猛然意识到:终于长大了。
意识到这一点的还有赌鬼父亲,他来探望阿明,嘴里喊“儿子”,眼里看的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劳动力。一番软磨硬泡后,阿明从外公外婆家被拽回了父亲的家。
他身量虽高,心智却小,进门后看着凋敝的四壁,破旧不堪的家具,心中一片迷茫,不知是该悲还是该喜。趴在地上写作业的弟弟抬起头来,陌生的兄弟俩盯着对方,沉默无语。
弟弟走过来,手伸进他衣服口袋里掏吃的东西,阿明傻站着,任凭他掏。
傍晚,一个灰头土脸的青年走进家里,是刚刚从工地下班回来的哥哥。
哥哥不用正眼看他,喊了一声他的名字,就再没什么话了,阿明使劲回忆,他吓了一跳,哥哥的名字为何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和外公外婆家不同,没人往他碗里夹菜,筷子伸得稍慢一点儿,菜盘子就见了底。阿明想到自己离开后外公外婆再没水鸟肉吃,心里狠狠被揉搓了一下。
席间,父亲一直和哥哥探讨着阿明工作的问题,他们不避讳,也不在乎阿明是否有选择的权利,理念朴素得很:你是这家的人,你既已长大,挣钱养家就是天经地义。
几天后,父亲和哥哥开始带着阿明到建筑工地干零活儿。搬砖筛沙不需要什么技术,只需要体力,阿明小,还没学会如何偷工省力,他肯下力气,工资从一天5元涨到了15元,一干就是半年,手上一层茧。
2000年元旦的夜里,建筑工地赶工,加班加点,阿明站在脚手架间迎来了新千年。
哥哥和一群工友走过来,把嘴上叼着的烟摘下来递给他,说:过节了,新世纪了呢……
阿明只上过半年小学,并不明白什么叫作新世纪。
远处有礼花,有炸开的鞭炮在一明一暗,建筑工地上噪音大,远处的声音听不见。阿明忽然兴奋了起来,他说:过节了,我给你们唱个歌吧。
工友们奇怪地看着他,没人搭腔,哥哥哂笑了一下,越过他,走开了。
阿明看着他们的背影,张嘴唱了一句,水泥车轰隆隆地响,迅速把他的声音吞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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