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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的乡镇。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给了天盼后,天盼还是固执地说,我还是去闯闯吧,你不也是一步一步闯出来的么?老守在这沙窝窝里,也没啥意思。天盼的固执,又一次使他想起他当年出去时的坚定,一个人,当他去意已决,硬拉是拉不住的。既然如此,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他只有尊重弟弟的选择了。
天盼决意要去,挡不住,也罢了,可是,使他没有想到的是,酸胖也报了名,也决定了要走。这就是说,银杏和飞儿也得跟了去。这个世界上,他最牵挂的人就是她们母子俩,这一走,还不知哪年哪月再相见,更不知以后道路让她们怎么去走。他听到了她们要走的消息后,几乎有点粗暴地将银杏堵截村口说:“你不能走!”
她说:“为什么?”
他说:“到那里,要开荒种地,你只会放牧,没有受过农田地里的苦,现在让你冷不丁地去受,你能受得了吗?你受不了的,你会被苦坏的。我把你带到红沙窝村来,就是为了好照顾你和飞儿,你这一走,让我怎么照顾你们?再说了,移民区的教育也不太好,以后对飞儿的培养教育也有影响呀。”
银杏听了,便低了头,蝇蝇地说:“可是,他要走。我要不走,怎么办?”
天旺说:“你给他说清楚,你受不了那样的苦,执意不去,他能怎样?”
银杏说:“他说了,他不让我受苦,他说他一个人受就行了。”
天旺由不得叹了一声说:“这个酸胖,不知是咋想的,我去找他,和他再说说。”
银杏突然仰望着他,恳求说:“你别……别去找他,找也没用。”
天旺从她的口吻中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他似乎觉得银杏有一种难言之隐,是不是酸胖欺负了她,或者有了他有了小娃后,对飞儿不好了?他的心不由一颤,厉声说:“你给我讲清楚,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银杏幽幽地说:“没有,没有的。”
从银杏的语气中,天旺明显地感到了一种不祥,再看银杏,见她低着头,不敢正眼看他,而额角上的那块伤疤,还残留着一个青青的印记。他记得有一次,银杏上班来时,额角上挂了一块血疤,他曾问过她,那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酸胖打的?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是她不小心碰的。当时他没有过多在意,心想酸胖疼都疼不过来,怕是不会动手打银杏的。现在想来,觉得这其中定有原委。如果真是酸胖动手打了银杏,他绝对不会轻饶了他。现在,当他又一次看到银杏的那道伤疤时,不觉有些怀疑,就紧逼银杏说:“那道伤疤是怎么一回事?你必须给我说实话。”
银杏这才吞吞吐吐地说:“其实,这也怨不得他,要怪,只能怪我。因为……因为……我叫了你的名字。”
天旺说:“叫了我的名字咋啦?我的名字就是让人叫的,叫了我的名字就打你,哪有这种道理?”
银杏说:“不是的,不是平时叫的,而是……在那种时候叫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叫了你的名字。他生气了,说我跟他做事,还想着的是你,就推了我一把,额角碰在了炕沿上,碰破了。他平时,对我挺好的。”
天旺长吁了一口气。多情的女人啊,过错不在于你,也不在于他,一切的罪孽,都是我引起的。你忘不了我,我也同样忘不了你。我们只能把那份美好的感情永远的储藏在心底吧。无论怎样,一想起你要离开红沙窝村,要到遥远的天边去,我还是不放心。想到这里,便坚定地对她说:“过去的就过去了,我也不再说什么,可是,你不能到新疆去,说什么也不能去。我要当面给酸胖说说,你不能去!”
银杏突然央求他说:“你别……别去找他了,我求求你,别去找,找了也没用,反而……会让他生疑。”说完,一扭头,飞跑了去。
他无奈的长叹一声,怀疑自己是不是又做了一件错事。原本的想为她遮风挡雨,没想到风没遮住,雨没挡住,反而却加重了她的痛苦。早知这样,何必当初?
三十晚上,杨二宝老两口早早地煮了一大锅肉,等着儿子媳妇孙子来装仓。每年的大年三十,他们都是在他家里来聚,儿子们要孝敬他,他要给孙子们发压岁钱。今年的年三十,却不同了,这是他们的这个大家庭最后的一次的聚餐,聚完了,天盼的一家人也就要远走天边了,再聚时,又不知是何年何月。一想起这些,老两口都闷闷不乐。
还不到相聚的时候,天旺一家三口就早早赶来了。天旺自然明白父母的心情不好,就想早早过来宽慰宽慰。
弟弟一家要走,酸胖一家也要走,村里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人基本上都要走,一走就是三十多户,一百多口人啊。这给天旺带来了一次极大的震撼。这种震撼,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是涤荡心扉的。他又一次强烈地感觉到,生活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的人们是多么的艰难,一代又一代的人,一边在与风沙做着不懈的斗争,一边又要适应强烈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当他们从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历程中,慢慢寻找到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试图从根本上摆脱贫穷时,却又遭到了大自然的无情的摧残。这就是东西部的差别,这种地域上的差别,注定了西部农民生存的更为艰难。尽管如此,他丝毫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也许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在这日益恶化的大自然面前微不足道,但是,他至少尽了一个土地的儿子应尽的拳拳之心,即便有一天,真的被黄沙掩埋了,他也无遗憾。
父亲见他们一家三口来了,脸上一下有了喜色。他看到了父亲的喜色中,明显地少了几分自然,多了几分勉强。他知道父亲的心病还是在天盼一家上。为了使父亲开心,他只好故作轻松地说,爹,你别为天盼的事多想了,他要去,就让他去。去了,实在呆不下去了,他也就死心了,回来就与我一起办厂算了。父亲说,没想的,没想的。想啥呢?儿女们大了,谁的路还得谁走,我想也是白想。天旺说,这才是正主意,你和妈的日子过好,儿女们的事,你就少想些,想多了也没用。父亲说,说得对哩,这日子不是想出来的,是过出来的。过吧,日子嘛,就是这么个过法。正说间,天盼一家也来了,天盼的孩子早已上学了,天盼的媳妇见了人,还是先抿嘴一笑,然后指示他的儿子向爷爷奶奶、大伯大妈问好,在这问好的过程中,她的礼数也就一一地尽到了。
招呼打过了,好也问过了,一大家的人,再也找不到往年的大年三十的快乐了。谁的心里都明白,这将是他们这个大家庭的最后一个年三十日,这个年三十一过,也许将会成为永远的分离。肉上来了,大家闷闷地吃,吃过了肉,婆娘孩子们围着电视看了起来,他们父子三人喝了些酒,话才慢慢多了起来。杨二宝说,天旺、天盼,爹这辈子,想给你们铺摊个家业,但是,由不了人,最终不但没有铺摊开,反而欠了一屁股的债,让你们两个,一个承担了我的债务,一个又要背井离乡。想起这些,爹总觉得对不起你们。天旺和天盼听了,都来劝说,让他别放在心里去,他们都很年轻,前头的路还长着哩,他们会好起来的。说了好一阵,杨二宝的情绪才慢慢地好转了。田大脚听到了,就插话说,再别让你爹喝了,他盛不了酒了,喝上一点点,就由不了他了。杨二宝就说,谁说的?我只是对儿子说说心里话。田大脚说,大年三十,让大家高兴才是,说上那些有天爷无日头的话做甚?杨二宝一听,果然无话了。
这一年的春节,红沙窝村的人是带着心思过的年,过得都不愉快。好多人想到春节一过,就要离开自己的家园,心里无比难受,一喝上点酒,就上了头,不是呜呜地哭,就是说一些难肠话。其他的人听了,也就跟了难肠,仿佛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明天的影子,就有了一种兔死狐悲的悲凉。(未完待续)
周边的乡镇。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给了天盼后,天盼还是固执地说,我还是去闯闯吧,你不也是一步一步闯出来的么?老守在这沙窝窝里,也没啥意思。天盼的固执,又一次使他想起他当年出去时的坚定,一个人,当他去意已决,硬拉是拉不住的。既然如此,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他只有尊重弟弟的选择了。
天盼决意要去,挡不住,也罢了,可是,使他没有想到的是,酸胖也报了名,也决定了要走。这就是说,银杏和飞儿也得跟了去。这个世界上,他最牵挂的人就是她们母子俩,这一走,还不知哪年哪月再相见,更不知以后道路让她们怎么去走。他听到了她们要走的消息后,几乎有点粗暴地将银杏堵截村口说:“你不能走!”
她说:“为什么?”
他说:“到那里,要开荒种地,你只会放牧,没有受过农田地里的苦,现在让你冷不丁地去受,你能受得了吗?你受不了的,你会被苦坏的。我把你带到红沙窝村来,就是为了好照顾你和飞儿,你这一走,让我怎么照顾你们?再说了,移民区的教育也不太好,以后对飞儿的培养教育也有影响呀。”
银杏听了,便低了头,蝇蝇地说:“可是,他要走。我要不走,怎么办?”
天旺说:“你给他说清楚,你受不了那样的苦,执意不去,他能怎样?”
银杏说:“他说了,他不让我受苦,他说他一个人受就行了。”
天旺由不得叹了一声说:“这个酸胖,不知是咋想的,我去找他,和他再说说。”
银杏突然仰望着他,恳求说:“你别……别去找他,找也没用。”
天旺从她的口吻中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他似乎觉得银杏有一种难言之隐,是不是酸胖欺负了她,或者有了他有了小娃后,对飞儿不好了?他的心不由一颤,厉声说:“你给我讲清楚,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银杏幽幽地说:“没有,没有的。”
从银杏的语气中,天旺明显地感到了一种不祥,再看银杏,见她低着头,不敢正眼看他,而额角上的那块伤疤,还残留着一个青青的印记。他记得有一次,银杏上班来时,额角上挂了一块血疤,他曾问过她,那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酸胖打的?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是她不小心碰的。当时他没有过多在意,心想酸胖疼都疼不过来,怕是不会动手打银杏的。现在想来,觉得这其中定有原委。如果真是酸胖动手打了银杏,他绝对不会轻饶了他。现在,当他又一次看到银杏的那道伤疤时,不觉有些怀疑,就紧逼银杏说:“那道伤疤是怎么一回事?你必须给我说实话。”
银杏这才吞吞吐吐地说:“其实,这也怨不得他,要怪,只能怪我。因为……因为……我叫了你的名字。”
天旺说:“叫了我的名字咋啦?我的名字就是让人叫的,叫了我的名字就打你,哪有这种道理?”
银杏说:“不是的,不是平时叫的,而是……在那种时候叫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叫了你的名字。他生气了,说我跟他做事,还想着的是你,就推了我一把,额角碰在了炕沿上,碰破了。他平时,对我挺好的。”
天旺长吁了一口气。多情的女人啊,过错不在于你,也不在于他,一切的罪孽,都是我引起的。你忘不了我,我也同样忘不了你。我们只能把那份美好的感情永远的储藏在心底吧。无论怎样,一想起你要离开红沙窝村,要到遥远的天边去,我还是不放心。想到这里,便坚定地对她说:“过去的就过去了,我也不再说什么,可是,你不能到新疆去,说什么也不能去。我要当面给酸胖说说,你不能去!”
银杏突然央求他说:“你别……别去找他了,我求求你,别去找,找了也没用,反而……会让他生疑。”说完,一扭头,飞跑了去。
他无奈的长叹一声,怀疑自己是不是又做了一件错事。原本的想为她遮风挡雨,没想到风没遮住,雨没挡住,反而却加重了她的痛苦。早知这样,何必当初?
三十晚上,杨二宝老两口早早地煮了一大锅肉,等着儿子媳妇孙子来装仓。每年的大年三十,他们都是在他家里来聚,儿子们要孝敬他,他要给孙子们发压岁钱。今年的年三十,却不同了,这是他们的这个大家庭最后的一次的聚餐,聚完了,天盼的一家人也就要远走天边了,再聚时,又不知是何年何月。一想起这些,老两口都闷闷不乐。
还不到相聚的时候,天旺一家三口就早早赶来了。天旺自然明白父母的心情不好,就想早早过来宽慰宽慰。
弟弟一家要走,酸胖一家也要走,村里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人基本上都要走,一走就是三十多户,一百多口人啊。这给天旺带来了一次极大的震撼。这种震撼,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是涤荡心扉的。他又一次强烈地感觉到,生活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的人们是多么的艰难,一代又一代的人,一边在与风沙做着不懈的斗争,一边又要适应强烈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当他们从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历程中,慢慢寻找到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试图从根本上摆脱贫穷时,却又遭到了大自然的无情的摧残。这就是东西部的差别,这种地域上的差别,注定了西部农民生存的更为艰难。尽管如此,他丝毫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也许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在这日益恶化的大自然面前微不足道,但是,他至少尽了一个土地的儿子应尽的拳拳之心,即便有一天,真的被黄沙掩埋了,他也无遗憾。
父亲见他们一家三口来了,脸上一下有了喜色。他看到了父亲的喜色中,明显地少了几分自然,多了几分勉强。他知道父亲的心病还是在天盼一家上。为了使父亲开心,他只好故作轻松地说,爹,你别为天盼的事多想了,他要去,就让他去。去了,实在呆不下去了,他也就死心了,回来就与我一起办厂算了。父亲说,没想的,没想的。想啥呢?儿女们大了,谁的路还得谁走,我想也是白想。天旺说,这才是正主意,你和妈的日子过好,儿女们的事,你就少想些,想多了也没用。父亲说,说得对哩,这日子不是想出来的,是过出来的。过吧,日子嘛,就是这么个过法。正说间,天盼一家也来了,天盼的孩子早已上学了,天盼的媳妇见了人,还是先抿嘴一笑,然后指示他的儿子向爷爷奶奶、大伯大妈问好,在这问好的过程中,她的礼数也就一一地尽到了。
招呼打过了,好也问过了,一大家的人,再也找不到往年的大年三十的快乐了。谁的心里都明白,这将是他们这个大家庭的最后一个年三十日,这个年三十一过,也许将会成为永远的分离。肉上来了,大家闷闷地吃,吃过了肉,婆娘孩子们围着电视看了起来,他们父子三人喝了些酒,话才慢慢多了起来。杨二宝说,天旺、天盼,爹这辈子,想给你们铺摊个家业,但是,由不了人,最终不但没有铺摊开,反而欠了一屁股的债,让你们两个,一个承担了我的债务,一个又要背井离乡。想起这些,爹总觉得对不起你们。天旺和天盼听了,都来劝说,让他别放在心里去,他们都很年轻,前头的路还长着哩,他们会好起来的。说了好一阵,杨二宝的情绪才慢慢地好转了。田大脚听到了,就插话说,再别让你爹喝了,他盛不了酒了,喝上一点点,就由不了他了。杨二宝就说,谁说的?我只是对儿子说说心里话。田大脚说,大年三十,让大家高兴才是,说上那些有天爷无日头的话做甚?杨二宝一听,果然无话了。
这一年的春节,红沙窝村的人是带着心思过的年,过得都不愉快。好多人想到春节一过,就要离开自己的家园,心里无比难受,一喝上点酒,就上了头,不是呜呜地哭,就是说一些难肠话。其他的人听了,也就跟了难肠,仿佛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明天的影子,就有了一种兔死狐悲的悲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