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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过街。脸被撞烂、腿被打断的小伙子不是这一带惟一的抢匪。我突然意识到：我可不想在喝了酒后再撞上一个。
不行，我得回到我的地盘。我本来只打算喝一杯，或许两杯，但我不敢保证我真能适可而止，而且我也不能断言两杯酒下肚以后我会做出什么。
为了安全起见，我应该先回到我的地盘，在酒吧喝它一杯，绝不超过两杯，然后带几罐啤酒回房。
问题是无论怎么喝酒都不安全，至少对我而言。这我不是已经证明过了？我到底还打算再证明几次？
那我该如何是好？抖到我散架？我不喝酒就没法睡觉。我不喝酒也没法坐踏实，看在老天的份上。
好吧，去他妈的。我还是得喝一杯。那是药啊。任何医生看了我，都会开这处方。
任何医生？罗斯福医院那个实习医生呢？我感觉到他放在我肩上的手——正是那抢匪抓着的部位，然后把我推入巷内。
“看着我，仔细听。你是酒鬼。再不戒酒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迟早总要死的，是那八百万种死法之一。不过如果我有选择的话，至少我可以死得离家近一点。
我走到马路边。一辆吉普赛出租车——惟一会在哈勒姆区揽客的那种——缓缓驶向我。司机是个西班牙裔中年妇女，诡异的红发上压了顶帽子，她认为我还算安全，我踏进车，关上门，要她送我到五十八街和第九大道的交叉口。
一路上我千头万绪。我的手还在发抖，只是没有先前厉害，但内心的发颤仍然没有好转迹象。这趟车程好像永远到不了终点，这时我突然听到那女人问我要停在哪个街角。我要她靠在阿姆斯特朗酒吧门前，绿灯亮时，她笔直穿过十字路口，在我说的地方停下。我没动静，她扭头看我到底怎么回事。
我才想起在阿姆斯特朗酒吧我什么也喝不到嘴。当然，他们现在很可能已经忘记比利把我踢出去了，但也有可能记得。
只要一想到踏入店内遭到拒绝，我就已经火得浑身发热。不，去他们的，我才不踏进他们天杀的大门。
该上哪儿呢？波莉酒吧应该打烊了，他们一向提前打烊。法雷尔小店呢？
金死后我就在那里喝的第一杯酒。拿起那只杯子之前，我已经整整八天滴酒不沾。我还记得那酒。它叫“早年时光’。
奇怪我总记得喝的是哪种牌子的酒。其实全是垃圾，不过你就是会牢牢记得这类细节。
不久前聚会时，我也听到某人说过类似的话。
我戒酒的成效如何了？四天没碰酒了吗？我可以上楼回房，老老实实呆着，然后一觉醒来就是第五天的开始。
只不过我不可能睡着。我连房间都待不住。我会试一试，可是我到哪儿都待不住，因为我现在感觉糟糕，惟一陪我作伴的只有我那乱糟糟的脑袋瓜。如果现在不喝，一个钟头以后我还是会喝。
“先生？你还好吧？”—棒槌学堂e书小组—
我对那女人眨眨眼，拿出钱包，抽了一张二十元钞票。
“我要打个电话。”我说“就在街角那个电话亭。这钱你拿着。在这等我，好吗？”
也许她会拿着钞票扬长而去。我并不在乎。我走向电话亭，塞个铜板，开始拨号。
现在打实在太晚。几点了？过两点。不是熟人打这电话实在嫌晚。
操。我大可以回房。只要呆一个钟头，我就可以头脑清醒。
酒吧通常三点打洋。
那又怎样？附近有家熟食店会卖啤酒给我，不管合不合法。
五十一街上有家酒吧通宵营业，在西十一街和十二大道之间。
不过他们有可能已经关门。我很久没去那里了。
金达基嫩前厅的柜子有瓶“野火鸡”而她的钥匙就在我的口袋里。
这可吓住我了。整整一瓶酒，我随到随喝。要是到了那里，我不可能喝一两杯就算完事，我会喝光整瓶，而且只要开喝，我会一瓶接一瓶喝个没完。
我还是打了电话。
她在睡觉。听她接电话的声音我就知道。
我说：“我是马修。抱歉这么晚打来。”
“没关系。现在几点？老天，已经过了两点。”
“抱歉。”
“没关系。你还好吗，马修？”
“不好。”
“喝了酒？”
“没有。”
“那就没事。”
“我快崩溃了。”我说“打电话给你是因为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可以不喝酒的办法。”
“做得好。”
“我可以过去吗？”
一阵死寂。算了，我在想。在法雷尔小店打烊前赶紧喝上一杯，然后打道回府。早知道就不打这通电话。
“马修，我也说不好这想法对不对。记住只要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熬就好，实在没办法就一分钟一分钟来也可以，你随时可以打电话过来。吵醒我没关系，可是——”
我说：“半小时前我差点丢掉小命。我狠狠揍了那个家伙，又把他的腿打断。这辈子我从没抖得这么厉害。我看只有喝酒才能止住，可是我不敢喝，又怕我忍不住还是会去喝。本想只有找个人陪着聊天才能熬过去，不过这也难说。抱掀，不该吵你的。这又不是你的责任，抱歉，”
“等等。”
“我还在。”
“圣马克斯广场那儿有个地方，周末晚上都通宵聚会。地址就在通讯录里，我帮你查。”
‘好啊。”
“你不想去，对吧？”
“每次聚会我都说不出话。算了，简，我不会有事。”
“你在儿？”
“五十八街和第九大道交叉口。”
“你多久可以到这儿？”
我扫了一眼阿姆斯特朗酒吧。我的吉普赛出租车还停在那里。
“有辆出租车等着我。”我说。
“还记得怎么过来？”
“记得，”
出租车把我载到简那栋位于利斯本纳德街的六层仓库式建筑前头，计费表已经快吃光原本的二十块钱。我又给了她二十块钱。给得有点多，但我心存感激，而且我大方得起。
我按简的铃，两声长三声短，然后走出门外，等她给我丢下钥匙。我搭电梯到五楼，然后爬上她的阁楼小屋。
“挺快。”她说，‘你还真有辆出租车等着。”
不过也足够她更衣。她已换上旧的李牌牛仔裤，和一件红黑相间的花格子法兰绒衬衫。她是个颇有魅力的女人，中等身高，骨肉匀称，给人很舒服的感觉。她有一张心型脸，头发暗棕带灰，垂到肩膀。间隔适中的灰色大眼睛。她没有化妆。
她说：“我煮了咖啡。你不爱加东西，对吧？”
“只加波本。”
“开玩笑。你坐，我去拿咖啡。”
她捧着咖啡过来时，我正站在她的雕塑梅杜莎旁边。我的指尖沿着她的蛇形发辫滑下。
“她的头发让我想起一个女孩。”我说“她金黄色的头发绑成辫子盘在头上、像极了你的梅杜莎。”
“谁？”
“她被人刺死，我不知道从哪说起。”
“随便哪里。”
我讲了很久，语无伦次，从事情的起头说到当晚被抢的经过。然后倒回前面，再讲后面。她偶尔起身去拿咖啡，等她回来时，我会接着话头说下去。或许我另外又起个话头。这都无所谓。
我说：“我不知道该拿那混账怎么办。打倒他以后，我搜他的身。我不能把他送警察局，又不甘心放他一马。本想毙了他，却又下不了手。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抓他的头再多撞几次墙的话，有可能就叫他上西天了。老实跟你说，我很高兴见到他死。可是看他人事不省地躺在那里，我实在没法扣下扳机。”
“当然。”
“可我也不能一走了之，我不能让他走回街上。他会再找一把枪，再找人下手。所以我就折断他的腿。以后他的骨头愈合，他还会为非作歹，不过至少目前街上少了一个歹徒。”我耸耸肩“好像没什么道理，不过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
“重要的是你没喝酒。”
“重要的是那个吗？”
“对啊。”
“我差点喝了。如果我回到住处，或者没有联络到你——天知道我有多想喝。我还是想喝。”
“不过你不会。”
“嗯，不会。’
“你有没有辅导员，马修？”
“没有。”
“该找一个、帮助很大。”
“怎么说？”—棒槌学堂e书小组—
“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你的辅导员，什么话都可以告诉他。”
“你有一个？”
她点点头：“刚才和你通完话后，我就打给她。”
“为什么？”
“因为我很紧张。因为每次和她讲活我都能恢复平静。因为我想知道她会怎么说。”
“她怎么说？”
“她说我不该叫你过来。”她笑起来“还好你那时已经上了路。”
“她还说些什么？’
灰色的大眼睛回避我的视线：“说我不能和你上床。”
“她说这干嘛？”
“因为戒酒第一年和人发生性关系不好，因为跟刚刚开始戒酒的人牵扯不清会惹出很大麻烦。”
“老天，”我说“我来这儿是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啦，不是因为欲火焚身。”
“我明白。”
“你的辅导员说什么你都照做吗？”
“尽可能。”
“这个自命为上帝代言人的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只是个女人。她年纪和我差不多大事实上，她比我小一岁半。不过她已经戒了将近六年。”
“时间真长。”
“对我来说是很长。”她拿起杯子，看到里头是空的，又放回去“你能找到人当辅导员吗？”
“得自己去找？”
“对啊。”
“如果我找你呢？”
她摇摇头：“首先，你必须找男性。其次，我清醒的时间还不够长。第三，我们是朋友。”
“辅导员不能是朋友？”
“不能是我们这种朋友，只能是戒酒协会的同志。第四，应该要找你家附近团体的人，这样才有机会常常接触。”
我很不情愿地想到吉姆。
“有那么个人，我偶尔会跟他说说话。”
“找个能聊的人非常重要。”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跟他聊天。我想也许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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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过街。脸被撞烂、腿被打断的小伙子不是这一带惟一的抢匪。我突然意识到：我可不想在喝了酒后再撞上一个。
不行，我得回到我的地盘。我本来只打算喝一杯，或许两杯，但我不敢保证我真能适可而止，而且我也不能断言两杯酒下肚以后我会做出什么。
为了安全起见，我应该先回到我的地盘，在酒吧喝它一杯，绝不超过两杯，然后带几罐啤酒回房。
问题是无论怎么喝酒都不安全，至少对我而言。这我不是已经证明过了？我到底还打算再证明几次？
那我该如何是好？抖到我散架？我不喝酒就没法睡觉。我不喝酒也没法坐踏实，看在老天的份上。
好吧，去他妈的。我还是得喝一杯。那是药啊。任何医生看了我，都会开这处方。
任何医生？罗斯福医院那个实习医生呢？我感觉到他放在我肩上的手——正是那抢匪抓着的部位，然后把我推入巷内。
“看着我，仔细听。你是酒鬼。再不戒酒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迟早总要死的，是那八百万种死法之一。不过如果我有选择的话，至少我可以死得离家近一点。
我走到马路边。一辆吉普赛出租车——惟一会在哈勒姆区揽客的那种——缓缓驶向我。司机是个西班牙裔中年妇女，诡异的红发上压了顶帽子，她认为我还算安全，我踏进车，关上门，要她送我到五十八街和第九大道的交叉口。
一路上我千头万绪。我的手还在发抖，只是没有先前厉害，但内心的发颤仍然没有好转迹象。这趟车程好像永远到不了终点，这时我突然听到那女人问我要停在哪个街角。我要她靠在阿姆斯特朗酒吧门前，绿灯亮时，她笔直穿过十字路口，在我说的地方停下。我没动静，她扭头看我到底怎么回事。
我才想起在阿姆斯特朗酒吧我什么也喝不到嘴。当然，他们现在很可能已经忘记比利把我踢出去了，但也有可能记得。
只要一想到踏入店内遭到拒绝，我就已经火得浑身发热。不，去他们的，我才不踏进他们天杀的大门。
该上哪儿呢？波莉酒吧应该打烊了，他们一向提前打烊。法雷尔小店呢？
金死后我就在那里喝的第一杯酒。拿起那只杯子之前，我已经整整八天滴酒不沾。我还记得那酒。它叫“早年时光’。
奇怪我总记得喝的是哪种牌子的酒。其实全是垃圾，不过你就是会牢牢记得这类细节。
不久前聚会时，我也听到某人说过类似的话。
我戒酒的成效如何了？四天没碰酒了吗？我可以上楼回房，老老实实呆着，然后一觉醒来就是第五天的开始。
只不过我不可能睡着。我连房间都待不住。我会试一试，可是我到哪儿都待不住，因为我现在感觉糟糕，惟一陪我作伴的只有我那乱糟糟的脑袋瓜。如果现在不喝，一个钟头以后我还是会喝。
“先生？你还好吧？”—棒槌学堂e书小组—
我对那女人眨眨眼，拿出钱包，抽了一张二十元钞票。
“我要打个电话。”我说“就在街角那个电话亭。这钱你拿着。在这等我，好吗？”
也许她会拿着钞票扬长而去。我并不在乎。我走向电话亭，塞个铜板，开始拨号。
现在打实在太晚。几点了？过两点。不是熟人打这电话实在嫌晚。
操。我大可以回房。只要呆一个钟头，我就可以头脑清醒。
酒吧通常三点打洋。
那又怎样？附近有家熟食店会卖啤酒给我，不管合不合法。
五十一街上有家酒吧通宵营业，在西十一街和十二大道之间。
不过他们有可能已经关门。我很久没去那里了。
金达基嫩前厅的柜子有瓶“野火鸡”而她的钥匙就在我的口袋里。
这可吓住我了。整整一瓶酒，我随到随喝。要是到了那里，我不可能喝一两杯就算完事，我会喝光整瓶，而且只要开喝，我会一瓶接一瓶喝个没完。
我还是打了电话。
她在睡觉。听她接电话的声音我就知道。
我说：“我是马修。抱歉这么晚打来。”
“没关系。现在几点？老天，已经过了两点。”
“抱歉。”
“没关系。你还好吗，马修？”
“不好。”
“喝了酒？”
“没有。”
“那就没事。”
“我快崩溃了。”我说“打电话给你是因为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可以不喝酒的办法。”
“做得好。”
“我可以过去吗？”
一阵死寂。算了，我在想。在法雷尔小店打烊前赶紧喝上一杯，然后打道回府。早知道就不打这通电话。
“马修，我也说不好这想法对不对。记住只要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熬就好，实在没办法就一分钟一分钟来也可以，你随时可以打电话过来。吵醒我没关系，可是——”
我说：“半小时前我差点丢掉小命。我狠狠揍了那个家伙，又把他的腿打断。这辈子我从没抖得这么厉害。我看只有喝酒才能止住，可是我不敢喝，又怕我忍不住还是会去喝。本想只有找个人陪着聊天才能熬过去，不过这也难说。抱掀，不该吵你的。这又不是你的责任，抱歉，”
“等等。”
“我还在。”
“圣马克斯广场那儿有个地方，周末晚上都通宵聚会。地址就在通讯录里，我帮你查。”
‘好啊。”
“你不想去，对吧？”
“每次聚会我都说不出话。算了，简，我不会有事。”
“你在儿？”
“五十八街和第九大道交叉口。”
“你多久可以到这儿？”
我扫了一眼阿姆斯特朗酒吧。我的吉普赛出租车还停在那里。
“有辆出租车等着我。”我说。
“还记得怎么过来？”
“记得，”
出租车把我载到简那栋位于利斯本纳德街的六层仓库式建筑前头，计费表已经快吃光原本的二十块钱。我又给了她二十块钱。给得有点多，但我心存感激，而且我大方得起。
我按简的铃，两声长三声短，然后走出门外，等她给我丢下钥匙。我搭电梯到五楼，然后爬上她的阁楼小屋。
“挺快。”她说，‘你还真有辆出租车等着。”
不过也足够她更衣。她已换上旧的李牌牛仔裤，和一件红黑相间的花格子法兰绒衬衫。她是个颇有魅力的女人，中等身高，骨肉匀称，给人很舒服的感觉。她有一张心型脸，头发暗棕带灰，垂到肩膀。间隔适中的灰色大眼睛。她没有化妆。
她说：“我煮了咖啡。你不爱加东西，对吧？”
“只加波本。”
“开玩笑。你坐，我去拿咖啡。”
她捧着咖啡过来时，我正站在她的雕塑梅杜莎旁边。我的指尖沿着她的蛇形发辫滑下。
“她的头发让我想起一个女孩。”我说“她金黄色的头发绑成辫子盘在头上、像极了你的梅杜莎。”
“谁？”
“她被人刺死，我不知道从哪说起。”
“随便哪里。”
我讲了很久，语无伦次，从事情的起头说到当晚被抢的经过。然后倒回前面，再讲后面。她偶尔起身去拿咖啡，等她回来时，我会接着话头说下去。或许我另外又起个话头。这都无所谓。
我说：“我不知道该拿那混账怎么办。打倒他以后，我搜他的身。我不能把他送警察局，又不甘心放他一马。本想毙了他，却又下不了手。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抓他的头再多撞几次墙的话，有可能就叫他上西天了。老实跟你说，我很高兴见到他死。可是看他人事不省地躺在那里，我实在没法扣下扳机。”
“当然。”
“可我也不能一走了之，我不能让他走回街上。他会再找一把枪，再找人下手。所以我就折断他的腿。以后他的骨头愈合，他还会为非作歹，不过至少目前街上少了一个歹徒。”我耸耸肩“好像没什么道理，不过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
“重要的是你没喝酒。”
“重要的是那个吗？”
“对啊。”
“我差点喝了。如果我回到住处，或者没有联络到你——天知道我有多想喝。我还是想喝。”
“不过你不会。”
“嗯，不会。’
“你有没有辅导员，马修？”
“没有。”
“该找一个、帮助很大。”
“怎么说？”—棒槌学堂e书小组—
“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你的辅导员，什么话都可以告诉他。”
“你有一个？”
她点点头：“刚才和你通完话后，我就打给她。”
“为什么？”
“因为我很紧张。因为每次和她讲活我都能恢复平静。因为我想知道她会怎么说。”
“她怎么说？”
“她说我不该叫你过来。”她笑起来“还好你那时已经上了路。”
“她还说些什么？’
灰色的大眼睛回避我的视线：“说我不能和你上床。”
“她说这干嘛？”
“因为戒酒第一年和人发生性关系不好，因为跟刚刚开始戒酒的人牵扯不清会惹出很大麻烦。”
“老天，”我说“我来这儿是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啦，不是因为欲火焚身。”
“我明白。”
“你的辅导员说什么你都照做吗？”
“尽可能。”
“这个自命为上帝代言人的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只是个女人。她年纪和我差不多大事实上，她比我小一岁半。不过她已经戒了将近六年。”
“时间真长。”
“对我来说是很长。”她拿起杯子，看到里头是空的，又放回去“你能找到人当辅导员吗？”
“得自己去找？”
“对啊。”
“如果我找你呢？”
她摇摇头：“首先，你必须找男性。其次，我清醒的时间还不够长。第三，我们是朋友。”
“辅导员不能是朋友？”
“不能是我们这种朋友，只能是戒酒协会的同志。第四，应该要找你家附近团体的人，这样才有机会常常接触。”
我很不情愿地想到吉姆。
“有那么个人，我偶尔会跟他说说话。”
“找个能聊的人非常重要。”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跟他聊天。我想也许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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