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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也许是靠这个脱罪。”
“怎么脱罪？”
“也许他认为如果雇了你，我们就会认为他肯定是无辜的。”
“但你根本没那么认为。”
“没错。”
“你认为他真会那么想？”
“我怎么知道某个吸毒的黑鬼皮条客想些什么？”
“你认为他吸毒？”
“他总得把钱花在什么上吧，是不是？他不会用来去付乡村俱乐部的会费，或是在慈善舞会上买个专席吧。我来问你点问题。”
“问吧。”
“你真以为他有可能没杀她？没陷害她或雇人杀她？”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为什么？”
“首先，他雇了我。而那不会让他脱罪，因为我们又能给他定什么罪呢？你已经说过，根本无法给他定罪。你正准备把这个案子搁置起来，去办别的案子。”
“他不一定知道这些。”
这一点我暂且不谈。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提议“假设我从没给你打电话呢。”
“什么时候的电话？”
“我打的第一个电话。假设你不知道她要跟她的皮条客决裂。”
“如果没从你那儿获得这个消息，我们也会从别处得到。”
“从哪儿？金死了，钱斯不会主动提供信息。我敢肯定世上没有其他人知道。”
除了伊莱恩，但我不打算把她牵扯进来。
“我认为你不会知道这个信息的。不管怎样，不会马上知道。”
“那又怎样？”
“那样的话，你会怎么看待这桩谋杀案呢？”
他没有马上回答，低头看着他快空了的酒杯，两条垂直的纹路弄皱了他的前额。
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会怎么定位这桩谋杀案呢？”
“就像你打电话前我们下的结论。精神病干的，你知道吗？我们不许再这么称呼他们了。大约一年前上头下的令。今后我们不能称他们为精神病。我们得称之为edp。”
“什么是edp？”
“情绪失常者（e摸tionallydistulbedpe了son）。中央大街某个混蛋闲得没事想出来的。这个城市挤满了疯子，而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倒是如何称呼他们。我们不想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不，我认为是精神病干的，开膛手杰克的现代版。打个电话招来妓女，然后把她剁碎。”
“如果真是精神病干的呢？”
“你应该很清楚。你希望自己能有足够的运气获得实质性证据。在这个案子中，指纹没多大帮助，那是个人来人往的旅馆房间，有上百万个模糊指纹，你无从查起。要是有一个大血指印就好了，你知道那非凶手莫属，但我们没这个运气。”
“就算你们运气好——”
“就算我们运气好，只有一个指纹也无济于事。除非你手头有个嫌疑犯。你无法单凭一个指纹就让华盛顿通缉全国的。他们会说你总会搜集到足够证据，但是——”
“多年来他们一直这么说的。”
“永远不可能。就算可能，到时我也干满余下的六年，到亚利桑纳州养老去了。如果没有可以顺藤摸瓜的实质性线索，我想我们就得等那个疯子再次作案了。再做几个作案手法相同的案子，他总会出现纰漏，你就能逮到他，然后把他跟银河旅馆的一些指纹相对照，然后就可以结案了。”
他把酒喝干：“然后他讨价还价，认个过失杀人罪，最多三年就出来了，继续作案，但我不想重来一次。我向上帝发誓再也不想重来一次了。”
下一轮是我请。起初他觉得用皮条客的钱喝酒有失体面，但正是这些酒似乎又使他忘却了这一点。他已现醉态，但你得会看才能看得出来。他眼光呆滞，与之相配，举止也显迟钝。他谈话的方式是典型的醉鬼模式，像是两个醉鬼在礼貌对话，而实际上是在自言自语。
如果跟他喝得一样多，我是不会注意到这些的。但我是清醒的，酒在他身上一起作用，我就觉得我们之间的鸿沟急遽扩大。我尽力把话题锁定在金达基嫩身上，但总是办不到。他想要谈论纽约所有的弊端。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
他身子前倾，压低嗓音，好像此时酒吧里并非只有我们两个顾客似的，其实只剩我们和酒保了。
“我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是黑鬼。”
我没吭声。
“还有拉丁美洲杂种。是黑人跟拉丁美洲人。”
我提到警察也有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他马上反驳。
“听着，别跟我说这些，”他说“以前跟我搭档很久的一个家伙，他叫拉里海恩斯，也许你认识他——”
我不认识。—棒槌学堂e书小组—
“——他人很好，我能把命交到他手上。妈的，我确实曾经把命交到他手上。他黑得像煤炭一样，无论警局内外，我都没碰到过比他更好的人。但这跟我说的毫不相干。”他用手背抹抹嘴“瞧，”他说“你乘过地铁吗？”
“迫不得已的时候。”
“嗯，妈的，如果有其他选择的话，谁都不会乘地铁的。地铁是整个城市的缩影，设备动不动就坏，车厢里到处都是肮脏的喷漆，一股尿骚味。警察对那儿的犯罪无能为力，但我要说的是，妈的，我上地铁四处一看，你知道我到了哪里吗？我到了他妈的国外。”
“什么意思？”
“我是说他们不是黑人就是西班牙人。或是东方人，我们现在又多了好些中国移民，还有韩国人。韩国人现在可是杰出市民了，在城里开起一家家出色的蔬菜市场，他们一天干二十个小时，把孩子送进大学，但那全是阴谋。”
“什么阴谋？”
“噢，妈的，听上去很无知、很偏执，但我就是忍不住这么想。以前这是白人的城市，现在我总觉得自己是这里最后的白人。”
长时间的沉默。
然后，他又说：“他们现在在地铁里吸烟。你注意到了吗？”
“我注意到了。”
“过去从没有过。以前就算有人拿斧子砍死父母，他也不敢在地铁里点烟。现在，咱们的中产阶级也在地铁里点烟，然后喷云吐雾。就是最近几个月的事情。你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吗？”
“怎么开始的？”
“记得一年前吗？一个家伙在path线地铁里抽烟，那儿的一个警察让他把烟熄掉，那家伙拔枪就把他打死？记得吗？”
“记得。”
“就从那儿开始的。只要看过那条新闻，不管是谁，警察还是平民，都不会贸然告诉过道对面的家伙熄掉他那该死的烟。于是，有些人就开始抽烟，无人敢管。然后更多的人开始抽烟，连发生入室盗窃这样的大案都无需浪费时间报案，谁还会去管在地铁里抽烟的事儿？执法不严，人们就不再尊重法律了。”他皱皱眉“但想想path线地铁的那位警察。你愿意像他那样去死吗？叫别人熄掉烟，然后砰的一声，就一命呜呼了。”
我发现自己开始跟他讲起卢鲁登科的母亲，由于她的朋友给她捡回一台不该捡的电视机而被炸死。
于是，我们开始轮流讲起恐怖故事来。他提到一个社工人员被骗上一栋公寓的顶楼遭强暴多次后，被推下楼摔死。
我记起一条新闻，说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被另一个同龄男孩枪杀。他们彼此并不相识，凶手声称被害人嘲笑了他。
德金谈到好几起虐待儿童致死的案件，还有一个男人闷死他女朋友的女婴，因为他厌倦了每次跟女友去看电影都得出钱雇人看孩子。
我提到格雷森区的那个女人，她在衣柜那儿挂衣服时被流弹打死。
我们的对话颇有点比拼的味道。
他说：“市场自认为找到了解决办法。死刑，重新启用黑色大电椅。”
“你认为这行得通吗？”
“无疑，公众需要它。它至少有一个功效是你无法否认的。电死一个混蛋，你至少知道他以后不会再犯。妈的，我就投票赞成。把电椅拿出来，用电视转播他妈的行刑过程，插些广告，赚几个钱，多雇几个警察。你想知道一件事吗？”
“什么事？”
“我们有过死刑，但处决的不是杀人犯，而是普通人。普通人被杀的概率比杀人犯上电椅的概率还大。我们一天有五、六、七次死刑呢。”
他提高了嗓门，现在酒保也在听我们的谈话。我们已经把他从他的电视节目上吸引过来了。
德金说：“我喜欢那个电视机爆炸的故事。不知我怎么会错过那条新闻的。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听说过了，但总有新的出现，是不是？”
“我猜是吧。”
“光这个城市就有八百万个故事，”他拉长声音说“你记得那个节目吗？几年前电视上播过。”
“我记得。”
“每次节目结束时他们都说那句台词，‘在这个城市里有八百万个故事。这只是其中之一’。”
“我记得。”
“八百万个故事，”他说“你知道这城里有什么吗，这个他妈的城市的大粪池里有什么？有八百万种死法。”
我把他弄出酒吧。在外面夜晚清凉的空气中，他陷入了沉默。我们绕过两个街区，最后来到离警察局不远的路口。他的车是一部水星车，已有些年头。车角有点坑坑洼洼。车牌前头的字母明示他是警察，该车是用来办案的，不要开罚单。一些经验丰富的混混也能认出这是警车。我问他能否驾车。他不太喜欢这个问题。
他说：“你是谁，警察吗？”
然后想到这句话实在荒谬，便又笑了起来。他靠在打开的车门上保持平衡，笑得前仰后合。
“你是谁，警察吗？”他说，吃吃笑个不停“你是谁，警察吗？”
那种情绪像电影里的快镜头一样一闪而过。有一刻，他严肃冷静，眼睛眯着，下巴翘起来像牛头犬。
“听着，”他说，声音低沉而生硬“别这么高人一等，你明白吗？”
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
“你这个自命清高的混蛋。你比我好不到哪儿去，你这个狗娘养的。”
他把车倒出开走。就我目光所及，他似乎开得还不错。我希望他无需开得太远。
p; “也许是靠这个脱罪。”
“怎么脱罪？”
“也许他认为如果雇了你，我们就会认为他肯定是无辜的。”
“但你根本没那么认为。”
“没错。”
“你认为他真会那么想？”
“我怎么知道某个吸毒的黑鬼皮条客想些什么？”
“你认为他吸毒？”
“他总得把钱花在什么上吧，是不是？他不会用来去付乡村俱乐部的会费，或是在慈善舞会上买个专席吧。我来问你点问题。”
“问吧。”
“你真以为他有可能没杀她？没陷害她或雇人杀她？”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为什么？”
“首先，他雇了我。而那不会让他脱罪，因为我们又能给他定什么罪呢？你已经说过，根本无法给他定罪。你正准备把这个案子搁置起来，去办别的案子。”
“他不一定知道这些。”
这一点我暂且不谈。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提议“假设我从没给你打电话呢。”
“什么时候的电话？”
“我打的第一个电话。假设你不知道她要跟她的皮条客决裂。”
“如果没从你那儿获得这个消息，我们也会从别处得到。”
“从哪儿？金死了，钱斯不会主动提供信息。我敢肯定世上没有其他人知道。”
除了伊莱恩，但我不打算把她牵扯进来。
“我认为你不会知道这个信息的。不管怎样，不会马上知道。”
“那又怎样？”
“那样的话，你会怎么看待这桩谋杀案呢？”
他没有马上回答，低头看着他快空了的酒杯，两条垂直的纹路弄皱了他的前额。
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会怎么定位这桩谋杀案呢？”
“就像你打电话前我们下的结论。精神病干的，你知道吗？我们不许再这么称呼他们了。大约一年前上头下的令。今后我们不能称他们为精神病。我们得称之为edp。”
“什么是edp？”
“情绪失常者（e摸tionallydistulbedpe了son）。中央大街某个混蛋闲得没事想出来的。这个城市挤满了疯子，而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倒是如何称呼他们。我们不想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不，我认为是精神病干的，开膛手杰克的现代版。打个电话招来妓女，然后把她剁碎。”
“如果真是精神病干的呢？”
“你应该很清楚。你希望自己能有足够的运气获得实质性证据。在这个案子中，指纹没多大帮助，那是个人来人往的旅馆房间，有上百万个模糊指纹，你无从查起。要是有一个大血指印就好了，你知道那非凶手莫属，但我们没这个运气。”
“就算你们运气好——”
“就算我们运气好，只有一个指纹也无济于事。除非你手头有个嫌疑犯。你无法单凭一个指纹就让华盛顿通缉全国的。他们会说你总会搜集到足够证据，但是——”
“多年来他们一直这么说的。”
“永远不可能。就算可能，到时我也干满余下的六年，到亚利桑纳州养老去了。如果没有可以顺藤摸瓜的实质性线索，我想我们就得等那个疯子再次作案了。再做几个作案手法相同的案子，他总会出现纰漏，你就能逮到他，然后把他跟银河旅馆的一些指纹相对照，然后就可以结案了。”
他把酒喝干：“然后他讨价还价，认个过失杀人罪，最多三年就出来了，继续作案，但我不想重来一次。我向上帝发誓再也不想重来一次了。”
下一轮是我请。起初他觉得用皮条客的钱喝酒有失体面，但正是这些酒似乎又使他忘却了这一点。他已现醉态，但你得会看才能看得出来。他眼光呆滞，与之相配，举止也显迟钝。他谈话的方式是典型的醉鬼模式，像是两个醉鬼在礼貌对话，而实际上是在自言自语。
如果跟他喝得一样多，我是不会注意到这些的。但我是清醒的，酒在他身上一起作用，我就觉得我们之间的鸿沟急遽扩大。我尽力把话题锁定在金达基嫩身上，但总是办不到。他想要谈论纽约所有的弊端。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
他身子前倾，压低嗓音，好像此时酒吧里并非只有我们两个顾客似的，其实只剩我们和酒保了。
“我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是黑鬼。”
我没吭声。
“还有拉丁美洲杂种。是黑人跟拉丁美洲人。”
我提到警察也有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他马上反驳。
“听着，别跟我说这些，”他说“以前跟我搭档很久的一个家伙，他叫拉里海恩斯，也许你认识他——”
我不认识。—棒槌学堂e书小组—
“——他人很好，我能把命交到他手上。妈的，我确实曾经把命交到他手上。他黑得像煤炭一样，无论警局内外，我都没碰到过比他更好的人。但这跟我说的毫不相干。”他用手背抹抹嘴“瞧，”他说“你乘过地铁吗？”
“迫不得已的时候。”
“嗯，妈的，如果有其他选择的话，谁都不会乘地铁的。地铁是整个城市的缩影，设备动不动就坏，车厢里到处都是肮脏的喷漆，一股尿骚味。警察对那儿的犯罪无能为力，但我要说的是，妈的，我上地铁四处一看，你知道我到了哪里吗？我到了他妈的国外。”
“什么意思？”
“我是说他们不是黑人就是西班牙人。或是东方人，我们现在又多了好些中国移民，还有韩国人。韩国人现在可是杰出市民了，在城里开起一家家出色的蔬菜市场，他们一天干二十个小时，把孩子送进大学，但那全是阴谋。”
“什么阴谋？”
“噢，妈的，听上去很无知、很偏执，但我就是忍不住这么想。以前这是白人的城市，现在我总觉得自己是这里最后的白人。”
长时间的沉默。
然后，他又说：“他们现在在地铁里吸烟。你注意到了吗？”
“我注意到了。”
“过去从没有过。以前就算有人拿斧子砍死父母，他也不敢在地铁里点烟。现在，咱们的中产阶级也在地铁里点烟，然后喷云吐雾。就是最近几个月的事情。你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吗？”
“怎么开始的？”
“记得一年前吗？一个家伙在path线地铁里抽烟，那儿的一个警察让他把烟熄掉，那家伙拔枪就把他打死？记得吗？”
“记得。”
“就从那儿开始的。只要看过那条新闻，不管是谁，警察还是平民，都不会贸然告诉过道对面的家伙熄掉他那该死的烟。于是，有些人就开始抽烟，无人敢管。然后更多的人开始抽烟，连发生入室盗窃这样的大案都无需浪费时间报案，谁还会去管在地铁里抽烟的事儿？执法不严，人们就不再尊重法律了。”他皱皱眉“但想想path线地铁的那位警察。你愿意像他那样去死吗？叫别人熄掉烟，然后砰的一声，就一命呜呼了。”
我发现自己开始跟他讲起卢鲁登科的母亲，由于她的朋友给她捡回一台不该捡的电视机而被炸死。
于是，我们开始轮流讲起恐怖故事来。他提到一个社工人员被骗上一栋公寓的顶楼遭强暴多次后，被推下楼摔死。
我记起一条新闻，说一个十四岁的男孩被另一个同龄男孩枪杀。他们彼此并不相识，凶手声称被害人嘲笑了他。
德金谈到好几起虐待儿童致死的案件，还有一个男人闷死他女朋友的女婴，因为他厌倦了每次跟女友去看电影都得出钱雇人看孩子。
我提到格雷森区的那个女人，她在衣柜那儿挂衣服时被流弹打死。
我们的对话颇有点比拼的味道。
他说：“市场自认为找到了解决办法。死刑，重新启用黑色大电椅。”
“你认为这行得通吗？”
“无疑，公众需要它。它至少有一个功效是你无法否认的。电死一个混蛋，你至少知道他以后不会再犯。妈的，我就投票赞成。把电椅拿出来，用电视转播他妈的行刑过程，插些广告，赚几个钱，多雇几个警察。你想知道一件事吗？”
“什么事？”
“我们有过死刑，但处决的不是杀人犯，而是普通人。普通人被杀的概率比杀人犯上电椅的概率还大。我们一天有五、六、七次死刑呢。”
他提高了嗓门，现在酒保也在听我们的谈话。我们已经把他从他的电视节目上吸引过来了。
德金说：“我喜欢那个电视机爆炸的故事。不知我怎么会错过那条新闻的。你觉得自己什么都听说过了，但总有新的出现，是不是？”
“我猜是吧。”
“光这个城市就有八百万个故事，”他拉长声音说“你记得那个节目吗？几年前电视上播过。”
“我记得。”
“每次节目结束时他们都说那句台词，‘在这个城市里有八百万个故事。这只是其中之一’。”
“我记得。”
“八百万个故事，”他说“你知道这城里有什么吗，这个他妈的城市的大粪池里有什么？有八百万种死法。”
我把他弄出酒吧。在外面夜晚清凉的空气中，他陷入了沉默。我们绕过两个街区，最后来到离警察局不远的路口。他的车是一部水星车，已有些年头。车角有点坑坑洼洼。车牌前头的字母明示他是警察，该车是用来办案的，不要开罚单。一些经验丰富的混混也能认出这是警车。我问他能否驾车。他不太喜欢这个问题。
他说：“你是谁，警察吗？”
然后想到这句话实在荒谬，便又笑了起来。他靠在打开的车门上保持平衡，笑得前仰后合。
“你是谁，警察吗？”他说，吃吃笑个不停“你是谁，警察吗？”
那种情绪像电影里的快镜头一样一闪而过。有一刻，他严肃冷静，眼睛眯着，下巴翘起来像牛头犬。
“听着，”他说，声音低沉而生硬“别这么高人一等，你明白吗？”
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
“你这个自命清高的混蛋。你比我好不到哪儿去，你这个狗娘养的。”
他把车倒出开走。就我目光所及，他似乎开得还不错。我希望他无需开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