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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问题。要想跟钱斯谈，我得先找到他才行，但她没告诉我怎么才能找到他。
“我不知道他的住处，”她说“没人知道。”
“没人？”
“他的女孩都不知道。当我们中间有两个碰巧在一起，而他又不在屋里时，那就是一个很不错的猜谜游戏。努力猜猜钱斯住在哪里。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和那个叫桑妮的女孩在一起，我们打发时间，就想出一个又一个怪异的答案。如他和他的残废妈妈住在哈勒姆区1的一个廉价公寓里，或他在‘糖山2’有座大宅子，或他在郊区有所平房，每天往来于城郊之间。或者，他在他的车里放几个箱子，靠它们生活，每晚到我们中某个人的公寓里睡上几个小时。”
她想了一会儿：“只是他和我在一起时从不睡觉。如果我们真的上了床，事后他只躺一小会儿就起来，穿上衣服出去。他曾说过，如果房里有别人，他就睡不着。”
“要是你必须跟他联系呢？”
“有一个电话号码。但那是代接电话服务站。你可以随时打那个电话，一天二十四小时，老有一个电话员在那儿接电话。他总是去查他的电话记录。如果我们外出，或是干什么别的，他就每隔半小时或一小时查一次。”
她给了我电话号码，我记在笔记本上。然后，我问她他把车停放在哪里。她不知道。记得那辆车的车牌号吗？
她摇摇头：“我从不注意这类事情。他的车是一辆卡迪拉克。”
“这倒出乎意料。他常在哪儿出没？”
“我不知道。如果想找他，我就留个口讯。我不出去找他。你是指他是否常去某个酒吧？他有时会去很多地方，但没固定的。”
“他常做些什么？”
“你指什么？”—棒槌学堂e书小组—
“他看球赛吗？去赌博吗？他一个人时干些什么？”
她考虑着这个问题：“他做不同的事，”她说。
“你指什么？”
“看他跟谁在一起。我喜欢爵士俱乐部，所以，跟我在一起时，我们就去那里。如果他想要度过这样的一个夜晚，就会打电话给我。还有一个女孩，我甚至都不认识她，但他们去听音乐会。你知道，古典音乐。卡内基音乐厅3什么的。还有一个女孩，桑妮，她喜欢运动，他会带她去看球赛。”
“他有多少女孩？”
“我不知道。有桑妮，楠，还有喜欢古典音乐的那个女孩。也许还有一两个。也许更多。钱斯不大谈私事，你知道？他总把事情闷在肚里。”
“据你所知，他的名字就只是钱斯吗？”
“没错。”
“你和他在一起，嗯，三年了？而你所知道就只有半个名字，没有住址，还有一个代接电话服务站的号码。”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他怎么收钱？”
“你是指从我这儿？有时他来我这儿拿钱。”
“他先打电话吗？”
“不一定。有时打。或者，他打电话让我把钱带给他。在某个咖啡店，或酒吧，或其他地方，或在某个街角，然后他把我接走。”
“你把赚的钱都给他？”
她点头：“他给我找公寓，他付房租，电话费，所有的费用。我们去买衣服，他付钱。他喜欢帮我挑选衣服。我把赚到的钱给他，他还给我一些，你知道，当作零用钱。”
“你不留些私房钱？”
“我当然留了。你以为我怎么得到这一千美元的？不过也挺滑稽的，我留的并不多。”
她走时，这个地方已经挤满了上班族。走前，她已喝够了咖啡，开始喝起白酒了。她要了一杯酒，剩下了半杯。我一直在喝黑咖啡。我的笔记本上记着她的住址，电话号码，还有钱斯的代接电话服务站号码。仅此而已，实在不多。她走后，我把咖啡喝完，从那叠百元大钞中抽出一张付帐。
阿姆斯特朗酒吧位于五十七和五十八大街之间的第九大道上，而我住的旅馆就在五十七大街拐角附近。
我走进旅馆，到前台查看是否有我的信件和留言，然后用门厅的付费电话给代接电话服务站打了电话。一个女人在响到第三下时接起电话，她重复了号码的后四位数，然后问我有什么需要。
“我想跟钱斯先生通话，”我说。
“我会尽快同他联系，”她说。她听上去人到中年，一副烟酒嗓“需要给他捎话吗？”
我留了我的名字和旅馆电话。她问我为何打电话。我告诉她是私事。
挂断电话时，我浑身发抖，或许是因为那些咖啡，我已喝了一整天。我想喝杯酒。我考虑是到街对面的波莉酒吧来一杯，还是到波莉酒吧隔两个门脸的酒铺买一品脱波本威士忌4。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些酒：占边波本威士忌或丹特酒，平底酒瓶里那货真价实的棕色威士忌。
算了，我想，外面正在下雨，你不想冒雨出门吧。我离开电话间，转向了电梯（而不是大门），然后回房间。
我把门锁上，把椅子拉到窗边，望着外面的雨。几分钟后，喝酒的冲动消失了。然后又袭来，然后又退去。这冲动来来去去又一个小时，就像霓虹灯般忽现忽灭。我待在那里没动，望着外面的雨。
七点左右，我拿起房间里的电话，给伊莱恩马德尔打过去。她的答录机做了应答。
指示音响后，我说：“我是马修。我见了你的朋友，谢谢你的推荐。也许这几天我就能报答你。”
我挂断电话，又等了半小时。钱斯没回我的电话。
我不怎么饿，但还是勉强下楼去吃点东西。雨已经停了。我到蓝松鸦餐馆，要了汉堡和炸薯条。隔两个桌子远，有一个家伙正在就着啤酒吃三明治，我决定等服务员送来汉堡包时也要一杯啤酒，但后来改了主意。
我吃了大半个汉堡包，半份薯条，喝了两杯咖啡，然后要了樱桃当饭后甜点，吃掉了一大半。离开时快八点半了。
我在旅馆停了一下——没有留言——然后一路向第九大道走去。街拐角处本来有一家希腊酒吧，安泰尔斯与斯匹洛酒吧，但现在那儿变成水果蔬菜市场。我转向城北，经过阿姆斯特朗酒吧，穿过五十八大街，等交通灯变绿，我继续向北，经过医院直奔圣保罗教堂。我绕过教堂侧面，走下一段通往地下室的窄梯。门把手上挂着一个纸板当作标志，但不特意找你是不会看到它的。
上面写着“匿名戒酒互助会”
我进去时，他们刚刚开始。三张桌子摆成u字形，人们坐桌子两边，后面有大约十几把椅子。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点心饮料。>
有个问题。要想跟钱斯谈，我得先找到他才行，但她没告诉我怎么才能找到他。
“我不知道他的住处，”她说“没人知道。”
“没人？”
“他的女孩都不知道。当我们中间有两个碰巧在一起，而他又不在屋里时，那就是一个很不错的猜谜游戏。努力猜猜钱斯住在哪里。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和那个叫桑妮的女孩在一起，我们打发时间，就想出一个又一个怪异的答案。如他和他的残废妈妈住在哈勒姆区1的一个廉价公寓里，或他在‘糖山2’有座大宅子，或他在郊区有所平房，每天往来于城郊之间。或者，他在他的车里放几个箱子，靠它们生活，每晚到我们中某个人的公寓里睡上几个小时。”
她想了一会儿：“只是他和我在一起时从不睡觉。如果我们真的上了床，事后他只躺一小会儿就起来，穿上衣服出去。他曾说过，如果房里有别人，他就睡不着。”
“要是你必须跟他联系呢？”
“有一个电话号码。但那是代接电话服务站。你可以随时打那个电话，一天二十四小时，老有一个电话员在那儿接电话。他总是去查他的电话记录。如果我们外出，或是干什么别的，他就每隔半小时或一小时查一次。”
她给了我电话号码，我记在笔记本上。然后，我问她他把车停放在哪里。她不知道。记得那辆车的车牌号吗？
她摇摇头：“我从不注意这类事情。他的车是一辆卡迪拉克。”
“这倒出乎意料。他常在哪儿出没？”
“我不知道。如果想找他，我就留个口讯。我不出去找他。你是指他是否常去某个酒吧？他有时会去很多地方，但没固定的。”
“他常做些什么？”
“你指什么？”—棒槌学堂e书小组—
“他看球赛吗？去赌博吗？他一个人时干些什么？”
她考虑着这个问题：“他做不同的事，”她说。
“你指什么？”
“看他跟谁在一起。我喜欢爵士俱乐部，所以，跟我在一起时，我们就去那里。如果他想要度过这样的一个夜晚，就会打电话给我。还有一个女孩，我甚至都不认识她，但他们去听音乐会。你知道，古典音乐。卡内基音乐厅3什么的。还有一个女孩，桑妮，她喜欢运动，他会带她去看球赛。”
“他有多少女孩？”
“我不知道。有桑妮，楠，还有喜欢古典音乐的那个女孩。也许还有一两个。也许更多。钱斯不大谈私事，你知道？他总把事情闷在肚里。”
“据你所知，他的名字就只是钱斯吗？”
“没错。”
“你和他在一起，嗯，三年了？而你所知道就只有半个名字，没有住址，还有一个代接电话服务站的号码。”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他怎么收钱？”
“你是指从我这儿？有时他来我这儿拿钱。”
“他先打电话吗？”
“不一定。有时打。或者，他打电话让我把钱带给他。在某个咖啡店，或酒吧，或其他地方，或在某个街角，然后他把我接走。”
“你把赚的钱都给他？”
她点头：“他给我找公寓，他付房租，电话费，所有的费用。我们去买衣服，他付钱。他喜欢帮我挑选衣服。我把赚到的钱给他，他还给我一些，你知道，当作零用钱。”
“你不留些私房钱？”
“我当然留了。你以为我怎么得到这一千美元的？不过也挺滑稽的，我留的并不多。”
她走时，这个地方已经挤满了上班族。走前，她已喝够了咖啡，开始喝起白酒了。她要了一杯酒，剩下了半杯。我一直在喝黑咖啡。我的笔记本上记着她的住址，电话号码，还有钱斯的代接电话服务站号码。仅此而已，实在不多。她走后，我把咖啡喝完，从那叠百元大钞中抽出一张付帐。
阿姆斯特朗酒吧位于五十七和五十八大街之间的第九大道上，而我住的旅馆就在五十七大街拐角附近。
我走进旅馆，到前台查看是否有我的信件和留言，然后用门厅的付费电话给代接电话服务站打了电话。一个女人在响到第三下时接起电话，她重复了号码的后四位数，然后问我有什么需要。
“我想跟钱斯先生通话，”我说。
“我会尽快同他联系，”她说。她听上去人到中年，一副烟酒嗓“需要给他捎话吗？”
我留了我的名字和旅馆电话。她问我为何打电话。我告诉她是私事。
挂断电话时，我浑身发抖，或许是因为那些咖啡，我已喝了一整天。我想喝杯酒。我考虑是到街对面的波莉酒吧来一杯，还是到波莉酒吧隔两个门脸的酒铺买一品脱波本威士忌4。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些酒：占边波本威士忌或丹特酒，平底酒瓶里那货真价实的棕色威士忌。
算了，我想，外面正在下雨，你不想冒雨出门吧。我离开电话间，转向了电梯（而不是大门），然后回房间。
我把门锁上，把椅子拉到窗边，望着外面的雨。几分钟后，喝酒的冲动消失了。然后又袭来，然后又退去。这冲动来来去去又一个小时，就像霓虹灯般忽现忽灭。我待在那里没动，望着外面的雨。
七点左右，我拿起房间里的电话，给伊莱恩马德尔打过去。她的答录机做了应答。
指示音响后，我说：“我是马修。我见了你的朋友，谢谢你的推荐。也许这几天我就能报答你。”
我挂断电话，又等了半小时。钱斯没回我的电话。
我不怎么饿，但还是勉强下楼去吃点东西。雨已经停了。我到蓝松鸦餐馆，要了汉堡和炸薯条。隔两个桌子远，有一个家伙正在就着啤酒吃三明治，我决定等服务员送来汉堡包时也要一杯啤酒，但后来改了主意。
我吃了大半个汉堡包，半份薯条，喝了两杯咖啡，然后要了樱桃当饭后甜点，吃掉了一大半。离开时快八点半了。
我在旅馆停了一下——没有留言——然后一路向第九大道走去。街拐角处本来有一家希腊酒吧，安泰尔斯与斯匹洛酒吧，但现在那儿变成水果蔬菜市场。我转向城北，经过阿姆斯特朗酒吧，穿过五十八大街，等交通灯变绿，我继续向北，经过医院直奔圣保罗教堂。我绕过教堂侧面，走下一段通往地下室的窄梯。门把手上挂着一个纸板当作标志，但不特意找你是不会看到它的。
上面写着“匿名戒酒互助会”
我进去时，他们刚刚开始。三张桌子摆成u字形，人们坐桌子两边，后面有大约十几把椅子。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点心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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