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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名叫张美方，从我会说话那天起，我就对我母亲直呼其名——我想是她教我这么叫的。我叫她张美方妈妈，她叫我韩桂心女儿。听上去既欠礼貌又少教养，但细细品来，你会觉得这恰是我们母女关系最真实的写照：平等，散漫，再加几分不容置疑的同心同德。我必须和张美方妈妈同心同德，因为这世界上没人能帮我们。这道理从小我就明白，而且让我明白这道理也是我母亲的愿望。自从她失掉了丈夫，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我身上，她死心塌地地爱我，爱得让我起疑：我认为这里有和我父亲——她的前夫较量的成分，她要让他看看，她并不是离了他不行，她单枪匹马也能把我抚育成人。为此她尽可能让我生活得愉快。可什么是愉快呢？我有我的理解。我是一个追求特殊的孩子，做梦都想出人头地。对我来说，只有特殊，只有出人头地才是愉快。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我被母亲领着进了北京路幼儿园。其实所谓进幼儿园，在我不过是从幼儿园后院转到了前院。北京路幼儿园你是知道的，在当时可说是一所贵族幼儿园。明亮的教室、游艺室和幻灯室，香喷喷的专供小朋友淋浴的卫生间，干净的宿舍和每日一换的床单枕套，由营养护士严格把关的营养配餐，还有花园、草坪、秋千、转椅、滑梯、木马，以及跷跷板、攀登架这所有的一切都展示在前院里，后院则是厨房、锅炉房和两排教职工宿舍，我们就住在后院。据我母亲说，我能进北京路幼儿园是不容易的，全靠了她在这里当老师——类似今天所讲的走后门。北京路幼儿园通常只接收本市范围极小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子女。我母亲的话应该使我知足，但我却觉得反感，因为自此我知道了我不是属于那一小部分中间的，我比他们低，我本不该被这里接受的，我连从正门走进幼儿园的权利都没有，我只配每天从后院绕到前院去。特别当我看见有的小朋友是乘坐大人的小汽车由大人陪着来考幼儿园，是坐着大人的小汽车被接走又被送来时，我吃惊得差点嚎叫起来（笔者感到惭愧，因为笔者小时候也乘市长奶奶的汽车上过幼儿园），差点儿冲我母亲大叫“张美方妈妈我恨你！”我承认我的血管里流着我父亲的血。我是多么不愿意像他啊，我应该对我母亲好。我终于没有嚎叫，因为我母亲握住了我的手，领我从后院出来，走上了幼儿园绿茸茸的草坪。我闻见她手上廉价蛤蜊油的气味，一股子西药房加肥皂的混合味儿，黏黏歪歪的——直到我上中学，我母亲还擦这种三分钱一盒的蛤蜊油，却一直给我买两毛钱一盒的“万紫千红”雪花膏。当我走上草坪的时候，是我母亲手上的气味平静了我小小的混乱的心。我做出格外有礼貌的样子和同班小朋友互相问好，最后还特别问候了我的母亲——张美方妈妈——我幼儿园中班的张老师。我向她鞠了一下躬，大声说“张老师好！”然后我抬起头，看着我母亲的脸。我看见她的两眼泪光闪闪，她竭力向后仰了仰头，仿佛要眼泪顺着泪腺倒流回去。然后她弯下腰对我说：“韩桂心小朋友好！”我和我母亲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初次的共同面向社会。在幼儿园我从来不喊她妈妈，小朋友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母女。这正是我擅自做主规定下的一个小秘密，而我母亲她完全同意。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幼儿园老师的孩子，一个照顾他们、侍候他们的人的孩子。
一年的幼儿园生活是我认识世界的开始，也是我嫉妒心成长、发育的开始。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就体味到了嫉妒的滋味，它是那么强烈，那么势不可挡。它不是一种情绪，就我的体会，它完全是一团有形的物质，我常常感到这团物质在我脑子里和肚子里撞来撞去。长大之后看见菜市场出售的一种名叫芥菜疙瘩的菜，我忽然地找到了嫉妒这种物质的形状，它就像芥菜疙瘩，并且它也有颜色，像芥菜疙瘩那样黄不黄绿不绿的。芥菜疙瘩形容古怪好像全身四面八方都生满小脚指头，我真难相信世界上还有这么丑的菜。芥菜疙瘩有多么丑陋嫉妒就有多么丑陋；芥菜疙瘩有多么巨大的生命力嫉妒就有多么巨大的生命力。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心里就经常堵着这种名叫嫉妒的芥菜疙瘩。我不能容忍别的小朋友比我穿得好——而她们一般都比我穿得好。有一次班里有个女生头上别了一枚湖蓝色软缎蝴蝶结，那真是一个美丽无比的蝴蝶结，那么光滑，那么巨大，那么前所未有。当我一看见那个蓝蝴蝶结，我的心就开始发疼，我难受得要命，芥菜疙瘩在我心里一分一寸地胀大起来，它身上那四面八方的小脚指头开始中伤我。当时小朋友们都在夸那只蝴蝶结，甚至连张美方妈妈也在夸。我听见那女生说蝴蝶结是她外婆从一个叫上海的地方寄来的。“上海在中国吗？”有一个小朋友还问。我躲在一边不问什么也不夸什么，但我脸色一定很难看。我多么希望张美方妈妈能看出我的心情，能猜出我也想要一个蓝色软缎蝴蝶结。她应该能猜出来，她必须猜出来，因为我不能主动对她提出来，那样我就太不懂事了。我知道我们没有这种去上海买蝴蝶结的能力，可我又是多么想要那个来自上海的蝴蝶结啊。结果我母亲她什么也没观察出来。在那天晚上我发烧了，40多度，把我母亲吓坏了，她把我背在身上去医院，打针，输液，吃药，医生却查不出任何原因。我高烧三天才退，我知道这要花去我母亲一些钱。我有点惊奇那时我的心情就是如此阴暗，我想假如我得不到蓝蝴蝶结我也得叫我母亲从另外的地方为我花一笔钱。可我怎么能够想发烧就发烧呢？直到今天这也是个谜。
不久以后我开始仇恨同班一个名叫陈非的男生，这是我有生以来恨的第二个人，第一个是我父亲。我们都知道陈非是印尼华侨的孩子，50年代我们这座城市接纳了不少从印尼归国的华侨。当时我们不知道印尼和华侨是什么意思，但我们都看出陈非很奇特。他梳小分头，穿西式吊带短裤，皮鞋，还有齐膝的白袜子。他衣兜里总有外国糖果，他每剥一次糖，小朋友们就围住他抢糖纸。和我通常吃的一毛钱九块的白薯干似的水果糖相比，与这种水果糖粗糙、简陋的糖纸相比，陈非的那些糖纸是多么华贵不凡，那完全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息，那就是童话。为了能得到陈非的糖纸，小朋友们对他用尽了阿谀奉承之能事——原谅我对一些四五岁的孩子使用这样的形容词，不过你若是和我同上过这样的幼儿园，你就会觉得我的形容并非那么过分。陈非因此而趾高气扬，他让小朋友们排队等糖纸，今天张三，明天李四你或许能猜出我不会做这种排队等糖纸的事，陈非也发现了，他对我说，韩桂心你见过我这样的糖纸吗？我对他说，我们家有满满一抽屉！他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家住在哪儿，你敢现在领我们去你家看外国糖吗？他的话把我给说蒙了，我为我的谎话无地自容，我为陈非对我的揭穿而更加憎恨陈非。第二天，仿佛是为了故意气我，陈非从家里带来一个名叫“小猴要钱”的电动玩具。事隔近40年，如今当我想起那个“小猴要钱”仍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那是一只15厘米高的长尾铁皮猴，穿着红衬衫蓝裤子，头戴一顶黄草帽，双手端着一只铁脸盆，脸盆里固定着几枚代表钱币的金属片。陈非一按开关，小猴便蹦跳着双脚，转着圈开始向大家讨钱了。它的长长的尾巴随着身体的节奏摇摆着，脸盆里的“硬币”也随着它蹦跳的节奏发出叮叮咚咚的音乐声。“小猴要钱”震动了我们整个幼儿园中班，大家在游艺室地板上参观着、追赶着那只精灵一样满地蹦跳的... -->>
我母亲名叫张美方，从我会说话那天起，我就对我母亲直呼其名——我想是她教我这么叫的。我叫她张美方妈妈，她叫我韩桂心女儿。听上去既欠礼貌又少教养，但细细品来，你会觉得这恰是我们母女关系最真实的写照：平等，散漫，再加几分不容置疑的同心同德。我必须和张美方妈妈同心同德，因为这世界上没人能帮我们。这道理从小我就明白，而且让我明白这道理也是我母亲的愿望。自从她失掉了丈夫，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我身上，她死心塌地地爱我，爱得让我起疑：我认为这里有和我父亲——她的前夫较量的成分，她要让他看看，她并不是离了他不行，她单枪匹马也能把我抚育成人。为此她尽可能让我生活得愉快。可什么是愉快呢？我有我的理解。我是一个追求特殊的孩子，做梦都想出人头地。对我来说，只有特殊，只有出人头地才是愉快。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我被母亲领着进了北京路幼儿园。其实所谓进幼儿园，在我不过是从幼儿园后院转到了前院。北京路幼儿园你是知道的，在当时可说是一所贵族幼儿园。明亮的教室、游艺室和幻灯室，香喷喷的专供小朋友淋浴的卫生间，干净的宿舍和每日一换的床单枕套，由营养护士严格把关的营养配餐，还有花园、草坪、秋千、转椅、滑梯、木马，以及跷跷板、攀登架这所有的一切都展示在前院里，后院则是厨房、锅炉房和两排教职工宿舍，我们就住在后院。据我母亲说，我能进北京路幼儿园是不容易的，全靠了她在这里当老师——类似今天所讲的走后门。北京路幼儿园通常只接收本市范围极小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子女。我母亲的话应该使我知足，但我却觉得反感，因为自此我知道了我不是属于那一小部分中间的，我比他们低，我本不该被这里接受的，我连从正门走进幼儿园的权利都没有，我只配每天从后院绕到前院去。特别当我看见有的小朋友是乘坐大人的小汽车由大人陪着来考幼儿园，是坐着大人的小汽车被接走又被送来时，我吃惊得差点嚎叫起来（笔者感到惭愧，因为笔者小时候也乘市长奶奶的汽车上过幼儿园），差点儿冲我母亲大叫“张美方妈妈我恨你！”我承认我的血管里流着我父亲的血。我是多么不愿意像他啊，我应该对我母亲好。我终于没有嚎叫，因为我母亲握住了我的手，领我从后院出来，走上了幼儿园绿茸茸的草坪。我闻见她手上廉价蛤蜊油的气味，一股子西药房加肥皂的混合味儿，黏黏歪歪的——直到我上中学，我母亲还擦这种三分钱一盒的蛤蜊油，却一直给我买两毛钱一盒的“万紫千红”雪花膏。当我走上草坪的时候，是我母亲手上的气味平静了我小小的混乱的心。我做出格外有礼貌的样子和同班小朋友互相问好，最后还特别问候了我的母亲——张美方妈妈——我幼儿园中班的张老师。我向她鞠了一下躬，大声说“张老师好！”然后我抬起头，看着我母亲的脸。我看见她的两眼泪光闪闪，她竭力向后仰了仰头，仿佛要眼泪顺着泪腺倒流回去。然后她弯下腰对我说：“韩桂心小朋友好！”我和我母亲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初次的共同面向社会。在幼儿园我从来不喊她妈妈，小朋友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母女。这正是我擅自做主规定下的一个小秘密，而我母亲她完全同意。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幼儿园老师的孩子，一个照顾他们、侍候他们的人的孩子。
一年的幼儿园生活是我认识世界的开始，也是我嫉妒心成长、发育的开始。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就体味到了嫉妒的滋味，它是那么强烈，那么势不可挡。它不是一种情绪，就我的体会，它完全是一团有形的物质，我常常感到这团物质在我脑子里和肚子里撞来撞去。长大之后看见菜市场出售的一种名叫芥菜疙瘩的菜，我忽然地找到了嫉妒这种物质的形状，它就像芥菜疙瘩，并且它也有颜色，像芥菜疙瘩那样黄不黄绿不绿的。芥菜疙瘩形容古怪好像全身四面八方都生满小脚指头，我真难相信世界上还有这么丑的菜。芥菜疙瘩有多么丑陋嫉妒就有多么丑陋；芥菜疙瘩有多么巨大的生命力嫉妒就有多么巨大的生命力。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心里就经常堵着这种名叫嫉妒的芥菜疙瘩。我不能容忍别的小朋友比我穿得好——而她们一般都比我穿得好。有一次班里有个女生头上别了一枚湖蓝色软缎蝴蝶结，那真是一个美丽无比的蝴蝶结，那么光滑，那么巨大，那么前所未有。当我一看见那个蓝蝴蝶结，我的心就开始发疼，我难受得要命，芥菜疙瘩在我心里一分一寸地胀大起来，它身上那四面八方的小脚指头开始中伤我。当时小朋友们都在夸那只蝴蝶结，甚至连张美方妈妈也在夸。我听见那女生说蝴蝶结是她外婆从一个叫上海的地方寄来的。“上海在中国吗？”有一个小朋友还问。我躲在一边不问什么也不夸什么，但我脸色一定很难看。我多么希望张美方妈妈能看出我的心情，能猜出我也想要一个蓝色软缎蝴蝶结。她应该能猜出来，她必须猜出来，因为我不能主动对她提出来，那样我就太不懂事了。我知道我们没有这种去上海买蝴蝶结的能力，可我又是多么想要那个来自上海的蝴蝶结啊。结果我母亲她什么也没观察出来。在那天晚上我发烧了，40多度，把我母亲吓坏了，她把我背在身上去医院，打针，输液，吃药，医生却查不出任何原因。我高烧三天才退，我知道这要花去我母亲一些钱。我有点惊奇那时我的心情就是如此阴暗，我想假如我得不到蓝蝴蝶结我也得叫我母亲从另外的地方为我花一笔钱。可我怎么能够想发烧就发烧呢？直到今天这也是个谜。
不久以后我开始仇恨同班一个名叫陈非的男生，这是我有生以来恨的第二个人，第一个是我父亲。我们都知道陈非是印尼华侨的孩子，50年代我们这座城市接纳了不少从印尼归国的华侨。当时我们不知道印尼和华侨是什么意思，但我们都看出陈非很奇特。他梳小分头，穿西式吊带短裤，皮鞋，还有齐膝的白袜子。他衣兜里总有外国糖果，他每剥一次糖，小朋友们就围住他抢糖纸。和我通常吃的一毛钱九块的白薯干似的水果糖相比，与这种水果糖粗糙、简陋的糖纸相比，陈非的那些糖纸是多么华贵不凡，那完全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息，那就是童话。为了能得到陈非的糖纸，小朋友们对他用尽了阿谀奉承之能事——原谅我对一些四五岁的孩子使用这样的形容词，不过你若是和我同上过这样的幼儿园，你就会觉得我的形容并非那么过分。陈非因此而趾高气扬，他让小朋友们排队等糖纸，今天张三，明天李四你或许能猜出我不会做这种排队等糖纸的事，陈非也发现了，他对我说，韩桂心你见过我这样的糖纸吗？我对他说，我们家有满满一抽屉！他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家住在哪儿，你敢现在领我们去你家看外国糖吗？他的话把我给说蒙了，我为我的谎话无地自容，我为陈非对我的揭穿而更加憎恨陈非。第二天，仿佛是为了故意气我，陈非从家里带来一个名叫“小猴要钱”的电动玩具。事隔近40年，如今当我想起那个“小猴要钱”仍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那是一只15厘米高的长尾铁皮猴，穿着红衬衫蓝裤子，头戴一顶黄草帽，双手端着一只铁脸盆，脸盆里固定着几枚代表钱币的金属片。陈非一按开关，小猴便蹦跳着双脚，转着圈开始向大家讨钱了。它的长长的尾巴随着身体的节奏摇摆着，脸盆里的“硬币”也随着它蹦跳的节奏发出叮叮咚咚的音乐声。“小猴要钱”震动了我们整个幼儿园中班，大家在游艺室地板上参观着、追赶着那只精灵一样满地蹦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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