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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只胆小鬼吗？”回家后，我把此事讲给维丽听，她兴致勃勃地把它写了下来，要寄给一家专门为精彩小故事付稿费的杂志社。我的反应与她不同，我想也许他的小朋友曾这样笑骂过他，而他对这句话根本不理解，反而没感到是受了奚落。我第一次认真思考我儿子所接触语言的奥秘和经历，我羡慕他的童真，也羡慕他有父母可以交谈，同时他的父母还会为他的才能大惊小怪。
记得有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全家人在第五大街散步时，维丽在欣赏商店橱窗里那些她永远也买不起的衣服。有个只有三英尺高的衣着考究的妇女向我们走来，只见她穿着雪白的有皱边的衬衣，外边套了件麂皮背心，下穿一条深色的苏格兰粗呢裙子。我女儿拉一拉维丽的外衣，指着那个侏儒妇女问：“妈妈，那是什么？”维丽感到既惊恐又不好意思，她对伤害别人感情的事一向反应过敏。她赶紧叫女儿不要作声，直到那个妇女走远为止，然后才详细地向女儿解释说那妇女永远不可能再长高了。女儿并不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于是又问道：“你是说她不会长大，那就是说她也像你一样是个小老太婆？”维丽尴尬地冲着我笑一笑，回答她：“是的，宝贝。别再想这件事了，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天晚上在家里，我给临睡前的孩子们讲故事，女儿似乎在沉思，没听故事。我问她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向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爸爸，我究竟是个小女孩呢，还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小老太婆？”
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父母都有无数类似的有关他们孩子的故事，因为这些事天天都在父母和孩子们之间发生。然而我仍然禁不住陶醉在和儿女们一块儿分享生活的乐趣中，这些欢乐丰富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由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编织而成的。
再说一个关于女儿的故事：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不断地淘气，一会儿把食物扔到哥哥身上，一会儿又故意倒翻饮料，接着还把船形调味瓶撞倒，弄得维丽怒不可遏，终于忍无可忍地对她吼叫：“你再多干一件坏事，我就宰了你！”这当然是个夸张的威胁，但是女儿非常认真地盯着她并且小心翼翼地问：“你有枪吗？”
这可真够滑稽的，她居然以为除非她妈妈有枪，否则就杀不了她。小家伙对战争、伤风败俗的强奸犯和猥亵犯、交通事故、殴打、癌症、中毒、被人从窗口扔出去等等，均一无所知。我和维丽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维丽爱怜地对她说：“我当然没枪啦，别傻了。”听了这几句话，女儿脸上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而维丽从此以后也没再说这类的气话了。
维丽有时也让我吃惊——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变得越来越富于宗教色彩，也越来越保守了，她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梦想当作家的玩世不恭的格林威治的女孩子了。住在城里的公屋区时，是不准养宠物的，她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她喜爱动物，现在我们拥有自己的房子了，她就买了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尽管儿子和女儿在草地上玩小狗小猫时的情景动人，我仍然感到有点不高兴，我不喜欢家养的猫和狗，那是因为它们都是孤儿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宠物。
我对维丽感到心满意足，但是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夫妻和谐的难能可贵。她是一个作家的贤妻及其儿女的良母，当遇到孩子们跌伤需要缝针，伤风需要吃药之类的事时，她从不惊动我，也不叫我帮忙。说到家务活，我最没耐心干了，而她任劳任怨，把通常是男人干的那些粗重的家务活也全包了。她父母家离我们只有30分钟的车程，她经常在晚上和周末开车带孩子们到那里去，她甚至不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同前往，因为她知道我不喜欢这样的拜访，了解我情愿利用独处的时间写作。
不知道为什么她晚上经常做噩梦，也许是和她那充满天主教教规的童年有关。晚上，她即使是在熟睡的时候，也会绝望地轻声叫喊与哭泣。每当这种时刻，我不得不叫醒她。有天晚上，她在梦中极度惊恐，我把她紧紧搂在怀中，问她梦见什么，有何不妥？她在我耳边柔声地说：“千万别告诉我关于我即将死亡的事。”
这件事对我的惊吓非同小可。我的直觉告诉我，她一定是去看过医生并得到了不幸的消息，但是第二天早上我追问此事时，她竟然忘得一干二净。我又问她是否去看过医生，她反而笑我婆婆妈妈，还若无其事地解释道：“这和童年所受的宗教教育有关，也许是我害怕下地狱的缘故。”
我为杂志社当自由撰稿人已有两年了。看着孩子们成长，婚姻美满得使我几乎要自寻烦恼。维丽经常回娘家，而我则把自己关在地下室的小书房里写作，因而我们之间相处的时间并不很多。
我一边在写作，希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名利双收，一边在为杂志社写稿，每周至少三篇。我写那些有关绑架和谋杀的小说是为了消遣和名誉，而给杂志社写稿则是为了挣钱养家。我估计得再过三年才能把小说写完，但我一点都不在乎。每当感到寂寞时，我就把越堆越高的手稿拿出来通读一遍。看到孩子们一天天健康成长，看到维丽越来越知足常乐，怕死的念头也越来越少，我感到无比欣慰。谁都说好景不长，我认为好景之所以不长是因为你不想它长，如果样样事情都完美无缺时，你就会去自找麻烦。
住在郊区的房子里也已经两年了，每天写作十个小时并阅读自己拥有的杂志、报刊和书籍；每月去看一次电影，日子过得非常有规律。有一天，埃迪-兰舍打电话约我去市区吃晚饭，我高兴极了，这可是我两年来第一次去看纽约市区的夜景。这两年里，我每次去市区跟杂志社的编辑讨论约稿事宜，都是在白天完成的，而且我总是开车赶回家吃晚饭。这一方面是因为维丽已经成为一个出色的厨师，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不想错过晚上和孩子们呆在一起的欢乐，再有就是晚上可以在清静的小书房里写作。
这一次是因为埃迪-兰舍刚从好莱坞回来，他向我打包票会有重要消息告诉我，还有美食等着我去分享。像往常一样，他问我小说进展如何。他总是以慧眼识英雄的态度待我，始终以为我会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这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巾少有的、不带任何私心地真诚待我的一位。他有些地方很有趣，令我非常羡慕，他还让我回忆起维丽在新学校学习写作时的情景。她那股劲头当时充斥在她的写作和日常生活中，即使是现在她每隔一段时间也会表现一下。我在电话里告诉埃迪我正好第二天要到杂志社去谈约稿的事，谈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共进晚餐。
那天晚上，他领我到一家叫珍珠的饭店去。我真是孤陋寡闻，竟然从未听说过纽约有这么一家著名的中国餐厅，这次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吃中国菜。我把新鲜感告诉埃迪，他觉得不可思议，也因此详尽地给我介绍了中国菜的各种珍馐佳肴，还指出哪些是名牌菜并把“招财饼”上那些汉字的意思解释给我听。看到我想吃招财饼，他赶紧阻止我说：“哦，你千万别吃这些饼，如果吃了就太没品味了。看来今晚你最大的收获要算学会不应该在中国餐厅吃招财饼。”
两个朋友之间有这么一个日常生活的小插曲已够逗的了，数月后，我在绅士杂志上看到他利用这件趣事写成的一篇文章。在文章里，他既开自己的玩笑，又开我的玩笑，把这件事叙述成一个精彩感人的故事。看了这篇文章后，我对他的了解更深了，原来他是把幽默感隐藏在自己那寂寞的、与周围的人疏远的外表下面。从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得知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他把我描写成一个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心中有奋斗目标的人。这篇文章让我久久兴奋不已。
不过，他说我那天晚上最大的收获是不吃招财饼，这可就说错了，因为晚饭后他说服我出席纽约文学界的派对，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伟大的奥萨诺。
我是在晚餐的最后阶段被他说服的。当时正边吃甜品、喝咖啡，边闲聊。我在埃迪的建议下要了巧克力冰淇淋，他告诉我这是配中餐吃的唯一甜品，还一再忠告我别吃招财饼。然后他即兴邀请我和他一起出席那个派对。我不想去，因为回长岛得开一个半小时的车，而且我宁可赶回家，也许可以在上床前再写上一个小时左右。
“还是和我一起去吧，”埃迪说“你不能老是当一个溺爱妻子、儿女的隐士，抽出一个晚上来，在那里可以痛饮和畅谈，还会碰上一些漂亮的女士，也可以和一些重要人物接触。如果你认识某个评论家，以后他碍于情面，也就不可能把你的作品批得一无是处。如果某个出版商在派对上见过你，认为你是个好人，你的作品在他的心目中就能成为好作品。”埃迪知道我还没为自己的新书找到出版商，我第一本小说的出版商永远也不愿意再次见到我，因为他只卖出了2000本，而且以后都没有希望再出普及本。
在他的游说下，我出席了那个派对，见到了奥萨诺。在派对上，奥萨诺一直没有提起过他还记得和我的那次会见，我也只字没提，可是一周后，却收到了他寄给我的信，问我是否愿意去见他并和他共进午餐，谈谈他为我安排的一份工作。
是只胆小鬼吗？”回家后，我把此事讲给维丽听，她兴致勃勃地把它写了下来，要寄给一家专门为精彩小故事付稿费的杂志社。我的反应与她不同，我想也许他的小朋友曾这样笑骂过他，而他对这句话根本不理解，反而没感到是受了奚落。我第一次认真思考我儿子所接触语言的奥秘和经历，我羡慕他的童真，也羡慕他有父母可以交谈，同时他的父母还会为他的才能大惊小怪。
记得有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全家人在第五大街散步时，维丽在欣赏商店橱窗里那些她永远也买不起的衣服。有个只有三英尺高的衣着考究的妇女向我们走来，只见她穿着雪白的有皱边的衬衣，外边套了件麂皮背心，下穿一条深色的苏格兰粗呢裙子。我女儿拉一拉维丽的外衣，指着那个侏儒妇女问：“妈妈，那是什么？”维丽感到既惊恐又不好意思，她对伤害别人感情的事一向反应过敏。她赶紧叫女儿不要作声，直到那个妇女走远为止，然后才详细地向女儿解释说那妇女永远不可能再长高了。女儿并不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于是又问道：“你是说她不会长大，那就是说她也像你一样是个小老太婆？”维丽尴尬地冲着我笑一笑，回答她：“是的，宝贝。别再想这件事了，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天晚上在家里，我给临睡前的孩子们讲故事，女儿似乎在沉思，没听故事。我问她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向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爸爸，我究竟是个小女孩呢，还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小老太婆？”
我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父母都有无数类似的有关他们孩子的故事，因为这些事天天都在父母和孩子们之间发生。然而我仍然禁不住陶醉在和儿女们一块儿分享生活的乐趣中，这些欢乐丰富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由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情编织而成的。
再说一个关于女儿的故事：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不断地淘气，一会儿把食物扔到哥哥身上，一会儿又故意倒翻饮料，接着还把船形调味瓶撞倒，弄得维丽怒不可遏，终于忍无可忍地对她吼叫：“你再多干一件坏事，我就宰了你！”这当然是个夸张的威胁，但是女儿非常认真地盯着她并且小心翼翼地问：“你有枪吗？”
这可真够滑稽的，她居然以为除非她妈妈有枪，否则就杀不了她。小家伙对战争、伤风败俗的强奸犯和猥亵犯、交通事故、殴打、癌症、中毒、被人从窗口扔出去等等，均一无所知。我和维丽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维丽爱怜地对她说：“我当然没枪啦，别傻了。”听了这几句话，女儿脸上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而维丽从此以后也没再说这类的气话了。
维丽有时也让我吃惊——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变得越来越富于宗教色彩，也越来越保守了，她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梦想当作家的玩世不恭的格林威治的女孩子了。住在城里的公屋区时，是不准养宠物的，她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她喜爱动物，现在我们拥有自己的房子了，她就买了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尽管儿子和女儿在草地上玩小狗小猫时的情景动人，我仍然感到有点不高兴，我不喜欢家养的猫和狗，那是因为它们都是孤儿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宠物。
我对维丽感到心满意足，但是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夫妻和谐的难能可贵。她是一个作家的贤妻及其儿女的良母，当遇到孩子们跌伤需要缝针，伤风需要吃药之类的事时，她从不惊动我，也不叫我帮忙。说到家务活，我最没耐心干了，而她任劳任怨，把通常是男人干的那些粗重的家务活也全包了。她父母家离我们只有30分钟的车程，她经常在晚上和周末开车带孩子们到那里去，她甚至不问我是否愿意和她一同前往，因为她知道我不喜欢这样的拜访，了解我情愿利用独处的时间写作。
不知道为什么她晚上经常做噩梦，也许是和她那充满天主教教规的童年有关。晚上，她即使是在熟睡的时候，也会绝望地轻声叫喊与哭泣。每当这种时刻，我不得不叫醒她。有天晚上，她在梦中极度惊恐，我把她紧紧搂在怀中，问她梦见什么，有何不妥？她在我耳边柔声地说：“千万别告诉我关于我即将死亡的事。”
这件事对我的惊吓非同小可。我的直觉告诉我，她一定是去看过医生并得到了不幸的消息，但是第二天早上我追问此事时，她竟然忘得一干二净。我又问她是否去看过医生，她反而笑我婆婆妈妈，还若无其事地解释道：“这和童年所受的宗教教育有关，也许是我害怕下地狱的缘故。”
我为杂志社当自由撰稿人已有两年了。看着孩子们成长，婚姻美满得使我几乎要自寻烦恼。维丽经常回娘家，而我则把自己关在地下室的小书房里写作，因而我们之间相处的时间并不很多。
我一边在写作，希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名利双收，一边在为杂志社写稿，每周至少三篇。我写那些有关绑架和谋杀的小说是为了消遣和名誉，而给杂志社写稿则是为了挣钱养家。我估计得再过三年才能把小说写完，但我一点都不在乎。每当感到寂寞时，我就把越堆越高的手稿拿出来通读一遍。看到孩子们一天天健康成长，看到维丽越来越知足常乐，怕死的念头也越来越少，我感到无比欣慰。谁都说好景不长，我认为好景之所以不长是因为你不想它长，如果样样事情都完美无缺时，你就会去自找麻烦。
住在郊区的房子里也已经两年了，每天写作十个小时并阅读自己拥有的杂志、报刊和书籍；每月去看一次电影，日子过得非常有规律。有一天，埃迪-兰舍打电话约我去市区吃晚饭，我高兴极了，这可是我两年来第一次去看纽约市区的夜景。这两年里，我每次去市区跟杂志社的编辑讨论约稿事宜，都是在白天完成的，而且我总是开车赶回家吃晚饭。这一方面是因为维丽已经成为一个出色的厨师，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不想错过晚上和孩子们呆在一起的欢乐，再有就是晚上可以在清静的小书房里写作。
这一次是因为埃迪-兰舍刚从好莱坞回来，他向我打包票会有重要消息告诉我，还有美食等着我去分享。像往常一样，他问我小说进展如何。他总是以慧眼识英雄的态度待我，始终以为我会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这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巾少有的、不带任何私心地真诚待我的一位。他有些地方很有趣，令我非常羡慕，他还让我回忆起维丽在新学校学习写作时的情景。她那股劲头当时充斥在她的写作和日常生活中，即使是现在她每隔一段时间也会表现一下。我在电话里告诉埃迪我正好第二天要到杂志社去谈约稿的事，谈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共进晚餐。
那天晚上，他领我到一家叫珍珠的饭店去。我真是孤陋寡闻，竟然从未听说过纽约有这么一家著名的中国餐厅，这次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吃中国菜。我把新鲜感告诉埃迪，他觉得不可思议，也因此详尽地给我介绍了中国菜的各种珍馐佳肴，还指出哪些是名牌菜并把“招财饼”上那些汉字的意思解释给我听。看到我想吃招财饼，他赶紧阻止我说：“哦，你千万别吃这些饼，如果吃了就太没品味了。看来今晚你最大的收获要算学会不应该在中国餐厅吃招财饼。”
两个朋友之间有这么一个日常生活的小插曲已够逗的了，数月后，我在绅士杂志上看到他利用这件趣事写成的一篇文章。在文章里，他既开自己的玩笑，又开我的玩笑，把这件事叙述成一个精彩感人的故事。看了这篇文章后，我对他的了解更深了，原来他是把幽默感隐藏在自己那寂寞的、与周围的人疏远的外表下面。从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得知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他把我描写成一个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心中有奋斗目标的人。这篇文章让我久久兴奋不已。
不过，他说我那天晚上最大的收获是不吃招财饼，这可就说错了，因为晚饭后他说服我出席纽约文学界的派对，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伟大的奥萨诺。
我是在晚餐的最后阶段被他说服的。当时正边吃甜品、喝咖啡，边闲聊。我在埃迪的建议下要了巧克力冰淇淋，他告诉我这是配中餐吃的唯一甜品，还一再忠告我别吃招财饼。然后他即兴邀请我和他一起出席那个派对。我不想去，因为回长岛得开一个半小时的车，而且我宁可赶回家，也许可以在上床前再写上一个小时左右。
“还是和我一起去吧，”埃迪说“你不能老是当一个溺爱妻子、儿女的隐士，抽出一个晚上来，在那里可以痛饮和畅谈，还会碰上一些漂亮的女士，也可以和一些重要人物接触。如果你认识某个评论家，以后他碍于情面，也就不可能把你的作品批得一无是处。如果某个出版商在派对上见过你，认为你是个好人，你的作品在他的心目中就能成为好作品。”埃迪知道我还没为自己的新书找到出版商，我第一本小说的出版商永远也不愿意再次见到我，因为他只卖出了2000本，而且以后都没有希望再出普及本。
在他的游说下，我出席了那个派对，见到了奥萨诺。在派对上，奥萨诺一直没有提起过他还记得和我的那次会见，我也只字没提，可是一周后，却收到了他寄给我的信，问我是否愿意去见他并和他共进午餐，谈谈他为我安排的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