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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齐安：
上封邮件收到了吧？想必你很忙，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一定是很忙的。
我也忙着呢：老梁交给我的案件资料和你的笔记散页，都在我的脑子里黏结起来，像我小时候擀毡的长头发，区别是梳理资料，不疼，只是累和烦。
这次写信还是有事麻烦你。看了你记录的滕风的家居，似乎没有衣柜之类的。我很感兴趣这家伙的穿着，有什么补充的，随时发给我。
说起新生活，给你讲个真事儿。
离开康复医院的那天早晨，我去院长办公室（住院处的人叫我去的），就是那个你见过的女院长，长得像苏联红军，喜欢穿靴子和呢子连衣裙想起来了吧？她跟我客气半天，说我的住院费之类的有人帮着结了，还问我出去的打算。我告诉她，我打算帮你们破案，电视里看见白宫被炸了，她也不会吃惊到那种程度。我赶紧告诉她我学过犯罪心理学，而且是在国外学的，很正宗，如今破案的人都愿意请我们掺和。我不愿意破坏她的职业自豪感，她手下出去的人怎么能从事比打扫卫生更重要的工作呢？！我觉得，这就是她对自己职业的理解。
最后她假惺惺地说，这里也不是什么好地方，就不挽留我了，祝我开始一个真正的新生活。
齐安，如果开始新生活需要一个许可证，我现在知道它是由谁颁发的。女院长颁发给我的那个，我还没用，转送给你。开玩笑。
顺便问一句，谁让你找到我的？我只是好奇。
我跟米天君约好了今晚见面。老梁也向我说起过他，好像他们之间也有过交往。从康复医院回到家里，进入滕风的案子，我总有脚踩棉花的感觉，越使劲儿不实之感越强，见鬼了。希望米天君是个有意思的人，来点儿调剂。我从前喜欢过一阵摄影。
祝顺利！
等你回信。
乐途
傍晚开始下毛毛雨，细雨霏霏，但凡家里有点儿温馨气氛的，大部分人都可能打电话改变约定，改日出门。
这时，我得承认，莫里出走前，阴雨天里，我们两个有意或无意，还是营造了家的氛围。
离跟米天君见面还有一个钟头，我居然提前出门了，决定先去“公馆咖啡”喝点东西，具体喝什么，依进门时的心情而定。
我打车到公馆公园，想步行穿过公园，沿着公馆纪念馆西墙外的小道，抄捷径去“公馆咖啡”经过公园那棵著名的老榆树（因斜着长得太高而著名）时，一个戴花镜看歌本的老头在榆树旁的回廊里练唱歌。
我收伞走进回廊，昏暗的灯光下，老头瞥了我一眼，然后赶紧去看歌本。他目光离开的那个瞬间，唱错了词，不得不重唱一把，更正一下。我觉得老头的目光有挽留我的意思，歌，唱给人和唱给小雨，还是有区别的。
“我家有万里长城/我家有长江黄河/我家的地方很大很大/我家兄弟姐妹很多很多/问我家在哪里/家在中国”
我站住听了一会儿，听到的更多是雨声。毛毛雨飘飘洒洒，润物无声，改变了出门前的心情。我喜欢下雨，但不喜欢南方的梅雨。梅雨总让我产生每个人腋下都在发霉的幻觉。老头一定误会了我对雨的沉迷，以为我更爱唱歌。
“唱不？”他问我。我看看旁边没人，笑笑，想说不唱，但没说出口。
“就这个调，嗦哆西拉嗦”
“这歌叫啥名儿？”
“我家在中国。”
“谢谢您了，我不唱。”
“为啥不唱，你家不也在中国吗？”
“没错，所以我不唱。”
老头的歌声改变了我的计划，随心情，我不想去“公馆咖啡”了，顺着大路，撑着伞，顶着毛毛细雨，慢慢去米天君工作室，更好。
电话中，米天君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良好。我刚问他是不是米天君，还没报上自己的名姓，他便严肃地盘问我，从哪儿知道的号码。
“我认识你吗？”好像现在人们都这么盘问，强调的是“我”是否认识你，至于你是否认识“我”一点儿不重要。
“你不认识我。”电话里我只好这么说。
“那谁给你的我的号码？”又来了。
“前几天滕风给我的。”我开玩笑说。
“开什么玩笑？”他的口气好像他生下来，专门负责责备别人。
我只好安慰他说，开死人的玩笑。
走到半路，雨停了，我看表，估算一下路程，不打车，恐怕要迟到。于是，我打车，因为我不想迟到，不想给米天君继续责备的理由。
责备别人是令人同情的行为，按理说跟艺术一点关系也没有，可是，很多艺术家最喜欢责备别人，令人费解。
米天君和他的工作室却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印象。我们互相看第一眼时，都很吃惊。
他居然很和蔼。这是我吃惊的原因之一。
但他没告诉我，他吃惊的原因。
“到底是谁给你的电话号码？”这个问题也可以由米天君先生亲切地提出。我告诉他是老梁，他对我的和蔼变成了热情。他说，他给老梁拍过几张好片子，老梁选错职业了，不然可以变成中国的高仓健。
我无法告诉米天君，我见到他很吃惊的原因之二，算是我心底的小秘密吧。
“滕风不是也很有特点吗？”我一边说一边打量米天君的工作室。他把我带到电脑跟前。
“滕风太忧郁，我不喜欢男的太多愁善感。”
工作室的气氛很像记忆中小时候照相馆的摄影间，反光板、各种灯、椅子、镜子，等等。一张木头长案放在窗前，上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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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齐安：
上封邮件收到了吧？想必你很忙，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一定是很忙的。
我也忙着呢：老梁交给我的案件资料和你的笔记散页，都在我的脑子里黏结起来，像我小时候擀毡的长头发，区别是梳理资料，不疼，只是累和烦。
这次写信还是有事麻烦你。看了你记录的滕风的家居，似乎没有衣柜之类的。我很感兴趣这家伙的穿着，有什么补充的，随时发给我。
说起新生活，给你讲个真事儿。
离开康复医院的那天早晨，我去院长办公室（住院处的人叫我去的），就是那个你见过的女院长，长得像苏联红军，喜欢穿靴子和呢子连衣裙想起来了吧？她跟我客气半天，说我的住院费之类的有人帮着结了，还问我出去的打算。我告诉她，我打算帮你们破案，电视里看见白宫被炸了，她也不会吃惊到那种程度。我赶紧告诉她我学过犯罪心理学，而且是在国外学的，很正宗，如今破案的人都愿意请我们掺和。我不愿意破坏她的职业自豪感，她手下出去的人怎么能从事比打扫卫生更重要的工作呢？！我觉得，这就是她对自己职业的理解。
最后她假惺惺地说，这里也不是什么好地方，就不挽留我了，祝我开始一个真正的新生活。
齐安，如果开始新生活需要一个许可证，我现在知道它是由谁颁发的。女院长颁发给我的那个，我还没用，转送给你。开玩笑。
顺便问一句，谁让你找到我的？我只是好奇。
我跟米天君约好了今晚见面。老梁也向我说起过他，好像他们之间也有过交往。从康复医院回到家里，进入滕风的案子，我总有脚踩棉花的感觉，越使劲儿不实之感越强，见鬼了。希望米天君是个有意思的人，来点儿调剂。我从前喜欢过一阵摄影。
祝顺利！
等你回信。
乐途
傍晚开始下毛毛雨，细雨霏霏，但凡家里有点儿温馨气氛的，大部分人都可能打电话改变约定，改日出门。
这时，我得承认，莫里出走前，阴雨天里，我们两个有意或无意，还是营造了家的氛围。
离跟米天君见面还有一个钟头，我居然提前出门了，决定先去“公馆咖啡”喝点东西，具体喝什么，依进门时的心情而定。
我打车到公馆公园，想步行穿过公园，沿着公馆纪念馆西墙外的小道，抄捷径去“公馆咖啡”经过公园那棵著名的老榆树（因斜着长得太高而著名）时，一个戴花镜看歌本的老头在榆树旁的回廊里练唱歌。
我收伞走进回廊，昏暗的灯光下，老头瞥了我一眼，然后赶紧去看歌本。他目光离开的那个瞬间，唱错了词，不得不重唱一把，更正一下。我觉得老头的目光有挽留我的意思，歌，唱给人和唱给小雨，还是有区别的。
“我家有万里长城/我家有长江黄河/我家的地方很大很大/我家兄弟姐妹很多很多/问我家在哪里/家在中国”
我站住听了一会儿，听到的更多是雨声。毛毛雨飘飘洒洒，润物无声，改变了出门前的心情。我喜欢下雨，但不喜欢南方的梅雨。梅雨总让我产生每个人腋下都在发霉的幻觉。老头一定误会了我对雨的沉迷，以为我更爱唱歌。
“唱不？”他问我。我看看旁边没人，笑笑，想说不唱，但没说出口。
“就这个调，嗦哆西拉嗦”
“这歌叫啥名儿？”
“我家在中国。”
“谢谢您了，我不唱。”
“为啥不唱，你家不也在中国吗？”
“没错，所以我不唱。”
老头的歌声改变了我的计划，随心情，我不想去“公馆咖啡”了，顺着大路，撑着伞，顶着毛毛细雨，慢慢去米天君工作室，更好。
电话中，米天君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良好。我刚问他是不是米天君，还没报上自己的名姓，他便严肃地盘问我，从哪儿知道的号码。
“我认识你吗？”好像现在人们都这么盘问，强调的是“我”是否认识你，至于你是否认识“我”一点儿不重要。
“你不认识我。”电话里我只好这么说。
“那谁给你的我的号码？”又来了。
“前几天滕风给我的。”我开玩笑说。
“开什么玩笑？”他的口气好像他生下来，专门负责责备别人。
我只好安慰他说，开死人的玩笑。
走到半路，雨停了，我看表，估算一下路程，不打车，恐怕要迟到。于是，我打车，因为我不想迟到，不想给米天君继续责备的理由。
责备别人是令人同情的行为，按理说跟艺术一点关系也没有，可是，很多艺术家最喜欢责备别人，令人费解。
米天君和他的工作室却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印象。我们互相看第一眼时，都很吃惊。
他居然很和蔼。这是我吃惊的原因之一。
但他没告诉我，他吃惊的原因。
“到底是谁给你的电话号码？”这个问题也可以由米天君先生亲切地提出。我告诉他是老梁，他对我的和蔼变成了热情。他说，他给老梁拍过几张好片子，老梁选错职业了，不然可以变成中国的高仓健。
我无法告诉米天君，我见到他很吃惊的原因之二，算是我心底的小秘密吧。
“滕风不是也很有特点吗？”我一边说一边打量米天君的工作室。他把我带到电脑跟前。
“滕风太忧郁，我不喜欢男的太多愁善感。”
工作室的气氛很像记忆中小时候照相馆的摄影间，反光板、各种灯、椅子、镜子，等等。一张木头长案放在窗前，上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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