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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武夷山市找了家经济型酒店住了一晚。我仿佛想了一整晚，又或者是在梦里想，一个精神病院，除了医生护士和病人，还会有谁呢。
还会有谁呢？我刷牙漱口的时候继续想。想不出。
没人了呀，医院里可不就这么两种人——医生，病人。更何况精神病院是个封闭的空间，也没别人会往那里跑。
家属？我早就想过，也早就排除了。精神病院不像其它医院的住院部，探病的家属少，偶尔有来看看的，也呆不了多久就走，不可能知道内幕。
九点刚过，门铃就响了，是客房服务，来收拾房间的。我开门让他们进来，我还没想好要不要续住，因为我还没破解姜明泉的谜题。
酒店小，服务生态度倒还不错，手脚也麻利，只是越做越心慌，最后小姑娘还打碎了个杯子，手忙脚乱地收拾好退出去，临出门狠狠瞪了我一眼。
这不怪她，哪个女服务生被客人直愣愣盯几分钟，都受不了。
服务生把门关好，我一拍大腿，猜出来了！
就是服务生啊。或者说，是服务人员，比如看门的呀打扫的呀做饭的呀，这些工作，不可能由医护人员兼任。而这些人员，长时间在精神病院里，要说没自杀的人里有谁了解内情，就只有他们了。
我出门打了辆车，还是去赵村路。因为据我的经验，像这种远离城区的机构，多半会就近找服务人员。
也许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淡忘了十多年前，在城郊有这么一座精神病院。毕竟当年的连续自杀案件，为免造成恐慌，被有关部门强力弹压下来，知道的人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可是武夷山市精神病院所在的赵村，却没有人会忘记曾在这所医院里发生过的恐怖事件，村里的许多人，甚至在那一天亲眼目睹了吊死在窗户外的三个白大褂，也都看着警察是怎么从楼里抬出一具具尸体的，那一天的尸体啊，仿佛永远都抬不完。
所以我很容易地就验证了我的想法，精神病院的看门人、清洁工和厨师，的确是外请的，而且请的就是村子里的人，还就是一家人。老公当大厨，老婆搞清洁，老头子看门。
赵村人当然都姓赵，我依着指点，顺着赵村路往里走，走过空无一人的精神病院，再往里，有一圈农家小楼，从两层到四层楼不等。这一家是幢三层的房子，中等富裕程度。
差不多每家每户都养猪，猪圈就在楼前。我掩着鼻子走过去，院门开着，房子的正门也开着，正对着个大客厅。
我一眼望进去没瞧见人，敲了敲门，无人应。然后我才发现有个门铃，按下去，一串铃儿响叮当的乐曲响起，只是音色单调音量过大，听起来有些刺耳。
还是没有动静，但就这样闯进去，明显不妥。我站在门槛前，半个身子探进去，想把里面看看清楚，然后听见楼梯上有人的脚步声，连忙规矩站好。
一个干干瘦瘦的老头子走下来，神色抑郁，语气不善。
“你找谁？”
“这儿是赵权富家里吗？”
“你是谁？”
“你好，我是上海晨星报的记者，我想”我话才说了一半，老头就飞快地把门关上了。
我愣在那儿，想不通这老头为什么对我这样抵触，连我的来意都不听，就把门关了。我搓了搓手，又轻轻敲敲门。
“走，没啥好问的，不接受采访。”老头的声音隔着扇门依然火爆，如果门开着，肯定得把唾沫星子吹到我脸上。
要不还是先走访一下赵权富的左邻右里，问问赵家如今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么抵触记者。
主意打定，我返身往邻家的楼房走去，再次掩鼻走过猪圈的时候，和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擦肩而过。她的目光在我脸上逗留了一会儿，而我似也觉得她有些面熟。又走了几步，我省起这条路是只通向赵权富家楼前的，回头一看，她果然停在了门口，正掏钥匙呢。
我连忙快步回去，招呼她说：“等等，请问这是赵权富家吧。”
她回头，又一次很仔细地打量我，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让我把后面的话咔到了嗓子口说不出来。
怎么是一副心虚的表情，还有些畏惧？
“您，您是？”
她用了“您”这个字，她肯定很少用这样正式的敬称，以至于听起来十分别扭，造作得很。
不知道她为何这般情态，我把怀疑揣在心里，回答道：“我是上海晨星报的记者，我叫那多。”
还没等我往下说，她就惊呼了一声：“啊，您，您是记者？”
这时候老头听见动静，来开了门，见到我还在，把眼一瞪，似是要赶我。不想女人却堆起一脸的笑，把我往里面迎。
“哎，您进来坐，进来坐。这真是，这真是，太对不起了。哎哟，您还是记者啊。这真是”
我心里越来越纳闷，至于这么手足无措吗，像是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似的。
“您稍坐，我给您倒茶去。”
老头子碰了碰女人，压低声音说：“他是记者啊。”
“爸！”女人白了她爸一眼，老头还是没明白怎么回事，叹了口气，说那我去倒茶吧。
女人走回来，却不坐下，站在我面前期期艾艾的，半天支唔出一句：“您没被烧着吧，看起来没事哦，那真是万幸啊，万幸。”
我听了这话，又仔细瞧这女人的脸和身型，忽然醒起，先前在警局时，见过她一眼。但她那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脸看上去和现在有些不同。她就是那两个被铐走少年其中一个的母亲，好像那个高大些的孩子是她的儿子。怪不得见到我这么心虚呢，她是把我认出来了，以为我兴师问罪来了。
一瞬间，我有些明白了事情的源头。这一家当年经历了精神病院的巨变，那几十宗无法解释的自杀案，很难不有些怪力乱神的想法，肯定视其为禁地，严禁自家儿子上那里去玩。但男孩子嘛，家长越是禁止，冒险的兴致就越是浓厚，反而往禁地跑得更起劲。最后出了这么档子事情，也与此不无关系吧。
这些念头在我心里一转而过，表面上不露声色，说：“倒是没有什么严重的烧伤，但是差一点啊。一念之差，我要是从窗户跳下来逃跑，至少是个骨折，现在就是在医院里啦。哎哟，你们家这孩子，年纪这么小，怎么这心思他这是要烧死我灭口啊。”
老头端了茶杯正走过来，听见我这么说，手一抖杯子掉在地上砸得粉碎，滚水四溅。他这才明白，我这个记者，不是来采访他孙子纵火烧人的记者，而是被他孙子纵火烧人的记者，是苦主啊。
老头儿三两步走到我面前，扑通就给我跪下了，老泪纵横。
“咱娃儿对不起你啊，我给你跪下了，他年纪还小，你给他一条路吧，让他好好改造。”
我连忙站起来，还没等我去扶他，旁边的孩子妈也跪下了。
原本呢，我这个受害人的想法和要求，对他们家孙子受怎样程度的处理，是有挺大关系的。他们两个这通跪，一来是心里歉疚，二来也是希望能大事化小，我不要多作追究。
他们是把我当成上门兴师问罪的了，可其实我是才知道，这么巧居然两件事碰上了。那两个小孩虽然心思歹毒，但毕竟年纪还小着，今后的路还长，压根就没想着要追究。在警局里我就对警方说了，我不恨这两个小孩子，所以该怎么处理依法办，包括赔偿什么的，我都没有要求。
但现在这样，倒正好方便我问当年精神病院的事情。他们欠着我的，还能不问一句答一句？
我把两个人扶起来，好声安慰，说自己并不是来要说法的，孩子小着呢，谁心里能不有点私心杂念啊。
两个人心里稍定，老头把地上的碎杯子收拾了，急着去重新泡一杯茶。孩子妈屁股沾了一半椅子，小心翼翼地坐着，满口地颂我宽宏大量，大城市出来眼界宽，等确认了我来自上海之后，又说上海好，上海货好，上海人好。老天，我多少年在外面没听人夸过上海人好了
她是在等我开口呢。我这苦主上门，口口声声不计较她们娃儿干的歹毒事情，不就是为了求点什么来的吗，否则我来干嘛？她不能先提啊，先提就弱了，被我狮子大开口，怎生受得起，所以在这儿先用好言好语来堵我的嘴呢。
我笑笑，我却不是为了这种事情来的，有什么开不了口。
“其实，我今天来，是为了另一件事情。”
“啊？”妇人松了口气，却又有些诧异。
“一九九二年，精神病院关掉之前，你是不是在里面搞清洁卫生？”
“是啊，你你要问的是这精神病院的事？”她又换了一种不安的神情。这种不安不是因为心里藏着什么怕被发现的秘密，而是对某种恐怖事物的畏惧。
老头把茶端到我面前，她用略低的声音说：“爸，记者是来问医院的事儿的。”
老头原本脸上堆着笑，一下子僵住了。
“那个鬼地方？太邪了，那可真是个鬼地方啊。”他喃喃道。
“我知道，十几年前，那儿死了四十多个人，都是自杀的。你们一家人，当时都在里面工作吧。”
“是啊，我，我男人，还有爸，都在里面做活。”女人说：“那个时候都想，一医院的人都死光了，我们能活下来，真真是运气。没想到落到我儿子头上，他肯定是中了邪呀，否则怎能干得出这种事情。”
“是挺邪的，”我顺着她的话说：“你们当时在医院里面，应该对那些医生护士和病人，比较熟悉了解的吧。”
“我是没有多少接触，我就是看个门。我儿子也是，只管烧菜做饭。倒是娟子，打扫卫生要楼上楼下的跑，和那些人总得有些来往。”老头说。
娟子——我这么称呼她就有点奇怪了，但估且这么指代吧，她点头说：“两幢楼呢，还有那么大的院子，我一个人哪里顾得过来，几个护士轮着班和我搭，这才能勉强把活干完。有的时候，一时就不着人手，我也得上去搭把手按住些个发狂的病人，让护士好给他打针。我其实差不多就能算半个编外护士呢。日子长了，对医院的情况啊，也知道一些。”
我心里说了一声果然，当年姜明泉和卫生局的合作调查组，肯定就是在她这里打开缺口的。按理我只要问她，当年警察都问了她些什么，她又是怎样回答的就行。但我又担心警方是否向她下过“封口令”我这一提醒，她万一反倒不说了，岂不糟糕。反正既然姜明泉能问出究竟来，我一样也行。当了这么多年记者，采访过形形色色的人，这点信心总是有的。
“我们报社呢，要做一期特刊，回顾二十年来，中国发生过的最最不可思异的谜团。”我瞎话张口就来，欺负面前的两人不熟悉国家的新闻出版政策。晨星报尽管不算个大报，但也绝不可能做这种哗众取宠，甚至有点怪力怪神的专题报道。
老头和娟子在我说话的时候，都很认真地听着，边听边点头。
“来之前呢，我已经做过些调查了。从1992年国庆节开始，精神病院搞了一个开放参观活动，前来参观的人几乎都自杀了。之后在11月10日，包括金院长在内，二十多个医护人员，同日自杀在医院里。我想，那些自杀的参观者，你们应该是不熟悉的，但是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平时总有些交往，能不能说说，在自杀前他们有什么特异的表现？”
老头咳嗽了一声，说：“警察吧... -->>
我在武夷山市找了家经济型酒店住了一晚。我仿佛想了一整晚，又或者是在梦里想，一个精神病院，除了医生护士和病人，还会有谁呢。
还会有谁呢？我刷牙漱口的时候继续想。想不出。
没人了呀，医院里可不就这么两种人——医生，病人。更何况精神病院是个封闭的空间，也没别人会往那里跑。
家属？我早就想过，也早就排除了。精神病院不像其它医院的住院部，探病的家属少，偶尔有来看看的，也呆不了多久就走，不可能知道内幕。
九点刚过，门铃就响了，是客房服务，来收拾房间的。我开门让他们进来，我还没想好要不要续住，因为我还没破解姜明泉的谜题。
酒店小，服务生态度倒还不错，手脚也麻利，只是越做越心慌，最后小姑娘还打碎了个杯子，手忙脚乱地收拾好退出去，临出门狠狠瞪了我一眼。
这不怪她，哪个女服务生被客人直愣愣盯几分钟，都受不了。
服务生把门关好，我一拍大腿，猜出来了！
就是服务生啊。或者说，是服务人员，比如看门的呀打扫的呀做饭的呀，这些工作，不可能由医护人员兼任。而这些人员，长时间在精神病院里，要说没自杀的人里有谁了解内情，就只有他们了。
我出门打了辆车，还是去赵村路。因为据我的经验，像这种远离城区的机构，多半会就近找服务人员。
也许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淡忘了十多年前，在城郊有这么一座精神病院。毕竟当年的连续自杀案件，为免造成恐慌，被有关部门强力弹压下来，知道的人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可是武夷山市精神病院所在的赵村，却没有人会忘记曾在这所医院里发生过的恐怖事件，村里的许多人，甚至在那一天亲眼目睹了吊死在窗户外的三个白大褂，也都看着警察是怎么从楼里抬出一具具尸体的，那一天的尸体啊，仿佛永远都抬不完。
所以我很容易地就验证了我的想法，精神病院的看门人、清洁工和厨师，的确是外请的，而且请的就是村子里的人，还就是一家人。老公当大厨，老婆搞清洁，老头子看门。
赵村人当然都姓赵，我依着指点，顺着赵村路往里走，走过空无一人的精神病院，再往里，有一圈农家小楼，从两层到四层楼不等。这一家是幢三层的房子，中等富裕程度。
差不多每家每户都养猪，猪圈就在楼前。我掩着鼻子走过去，院门开着，房子的正门也开着，正对着个大客厅。
我一眼望进去没瞧见人，敲了敲门，无人应。然后我才发现有个门铃，按下去，一串铃儿响叮当的乐曲响起，只是音色单调音量过大，听起来有些刺耳。
还是没有动静，但就这样闯进去，明显不妥。我站在门槛前，半个身子探进去，想把里面看看清楚，然后听见楼梯上有人的脚步声，连忙规矩站好。
一个干干瘦瘦的老头子走下来，神色抑郁，语气不善。
“你找谁？”
“这儿是赵权富家里吗？”
“你是谁？”
“你好，我是上海晨星报的记者，我想”我话才说了一半，老头就飞快地把门关上了。
我愣在那儿，想不通这老头为什么对我这样抵触，连我的来意都不听，就把门关了。我搓了搓手，又轻轻敲敲门。
“走，没啥好问的，不接受采访。”老头的声音隔着扇门依然火爆，如果门开着，肯定得把唾沫星子吹到我脸上。
要不还是先走访一下赵权富的左邻右里，问问赵家如今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么抵触记者。
主意打定，我返身往邻家的楼房走去，再次掩鼻走过猪圈的时候，和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擦肩而过。她的目光在我脸上逗留了一会儿，而我似也觉得她有些面熟。又走了几步，我省起这条路是只通向赵权富家楼前的，回头一看，她果然停在了门口，正掏钥匙呢。
我连忙快步回去，招呼她说：“等等，请问这是赵权富家吧。”
她回头，又一次很仔细地打量我，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让我把后面的话咔到了嗓子口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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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了“您”这个字，她肯定很少用这样正式的敬称，以至于听起来十分别扭，造作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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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等我往下说，她就惊呼了一声：“啊，您，您是记者？”
这时候老头听见动静，来开了门，见到我还在，把眼一瞪，似是要赶我。不想女人却堆起一脸的笑，把我往里面迎。
“哎，您进来坐，进来坐。这真是，这真是，太对不起了。哎哟，您还是记者啊。这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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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子碰了碰女人，压低声音说：“他是记者啊。”
“爸！”女人白了她爸一眼，老头还是没明白怎么回事，叹了口气，说那我去倒茶吧。
女人走回来，却不坐下，站在我面前期期艾艾的，半天支唔出一句：“您没被烧着吧，看起来没事哦，那真是万幸啊，万幸。”
我听了这话，又仔细瞧这女人的脸和身型，忽然醒起，先前在警局时，见过她一眼。但她那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脸看上去和现在有些不同。她就是那两个被铐走少年其中一个的母亲，好像那个高大些的孩子是她的儿子。怪不得见到我这么心虚呢，她是把我认出来了，以为我兴师问罪来了。
一瞬间，我有些明白了事情的源头。这一家当年经历了精神病院的巨变，那几十宗无法解释的自杀案，很难不有些怪力乱神的想法，肯定视其为禁地，严禁自家儿子上那里去玩。但男孩子嘛，家长越是禁止，冒险的兴致就越是浓厚，反而往禁地跑得更起劲。最后出了这么档子事情，也与此不无关系吧。
这些念头在我心里一转而过，表面上不露声色，说：“倒是没有什么严重的烧伤，但是差一点啊。一念之差，我要是从窗户跳下来逃跑，至少是个骨折，现在就是在医院里啦。哎哟，你们家这孩子，年纪这么小，怎么这心思他这是要烧死我灭口啊。”
老头端了茶杯正走过来，听见我这么说，手一抖杯子掉在地上砸得粉碎，滚水四溅。他这才明白，我这个记者，不是来采访他孙子纵火烧人的记者，而是被他孙子纵火烧人的记者，是苦主啊。
老头儿三两步走到我面前，扑通就给我跪下了，老泪纵横。
“咱娃儿对不起你啊，我给你跪下了，他年纪还小，你给他一条路吧，让他好好改造。”
我连忙站起来，还没等我去扶他，旁边的孩子妈也跪下了。
原本呢，我这个受害人的想法和要求，对他们家孙子受怎样程度的处理，是有挺大关系的。他们两个这通跪，一来是心里歉疚，二来也是希望能大事化小，我不要多作追究。
他们是把我当成上门兴师问罪的了，可其实我是才知道，这么巧居然两件事碰上了。那两个小孩虽然心思歹毒，但毕竟年纪还小着，今后的路还长，压根就没想着要追究。在警局里我就对警方说了，我不恨这两个小孩子，所以该怎么处理依法办，包括赔偿什么的，我都没有要求。
但现在这样，倒正好方便我问当年精神病院的事情。他们欠着我的，还能不问一句答一句？
我把两个人扶起来，好声安慰，说自己并不是来要说法的，孩子小着呢，谁心里能不有点私心杂念啊。
两个人心里稍定，老头把地上的碎杯子收拾了，急着去重新泡一杯茶。孩子妈屁股沾了一半椅子，小心翼翼地坐着，满口地颂我宽宏大量，大城市出来眼界宽，等确认了我来自上海之后，又说上海好，上海货好，上海人好。老天，我多少年在外面没听人夸过上海人好了
她是在等我开口呢。我这苦主上门，口口声声不计较她们娃儿干的歹毒事情，不就是为了求点什么来的吗，否则我来干嘛？她不能先提啊，先提就弱了，被我狮子大开口，怎生受得起，所以在这儿先用好言好语来堵我的嘴呢。
我笑笑，我却不是为了这种事情来的，有什么开不了口。
“其实，我今天来，是为了另一件事情。”
“啊？”妇人松了口气，却又有些诧异。
“一九九二年，精神病院关掉之前，你是不是在里面搞清洁卫生？”
“是啊，你你要问的是这精神病院的事？”她又换了一种不安的神情。这种不安不是因为心里藏着什么怕被发现的秘密，而是对某种恐怖事物的畏惧。
老头把茶端到我面前，她用略低的声音说：“爸，记者是来问医院的事儿的。”
老头原本脸上堆着笑，一下子僵住了。
“那个鬼地方？太邪了，那可真是个鬼地方啊。”他喃喃道。
“我知道，十几年前，那儿死了四十多个人，都是自杀的。你们一家人，当时都在里面工作吧。”
“是啊，我，我男人，还有爸，都在里面做活。”女人说：“那个时候都想，一医院的人都死光了，我们能活下来，真真是运气。没想到落到我儿子头上，他肯定是中了邪呀，否则怎能干得出这种事情。”
“是挺邪的，”我顺着她的话说：“你们当时在医院里面，应该对那些医生护士和病人，比较熟悉了解的吧。”
“我是没有多少接触，我就是看个门。我儿子也是，只管烧菜做饭。倒是娟子，打扫卫生要楼上楼下的跑，和那些人总得有些来往。”老头说。
娟子——我这么称呼她就有点奇怪了，但估且这么指代吧，她点头说：“两幢楼呢，还有那么大的院子，我一个人哪里顾得过来，几个护士轮着班和我搭，这才能勉强把活干完。有的时候，一时就不着人手，我也得上去搭把手按住些个发狂的病人，让护士好给他打针。我其实差不多就能算半个编外护士呢。日子长了，对医院的情况啊，也知道一些。”
我心里说了一声果然，当年姜明泉和卫生局的合作调查组，肯定就是在她这里打开缺口的。按理我只要问她，当年警察都问了她些什么，她又是怎样回答的就行。但我又担心警方是否向她下过“封口令”我这一提醒，她万一反倒不说了，岂不糟糕。反正既然姜明泉能问出究竟来，我一样也行。当了这么多年记者，采访过形形色色的人，这点信心总是有的。
“我们报社呢，要做一期特刊，回顾二十年来，中国发生过的最最不可思异的谜团。”我瞎话张口就来，欺负面前的两人不熟悉国家的新闻出版政策。晨星报尽管不算个大报，但也绝不可能做这种哗众取宠，甚至有点怪力怪神的专题报道。
老头和娟子在我说话的时候，都很认真地听着，边听边点头。
“来之前呢，我已经做过些调查了。从1992年国庆节开始，精神病院搞了一个开放参观活动，前来参观的人几乎都自杀了。之后在11月10日，包括金院长在内，二十多个医护人员，同日自杀在医院里。我想，那些自杀的参观者，你们应该是不熟悉的，但是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平时总有些交往，能不能说说，在自杀前他们有什么特异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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